当大师们在讨论新年时,他们在讨论什么丨胡适 林语堂 朱自清 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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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铭》 老舍

今年,希望还象去年,最好是比去年更好:

凡是我能做到的,

象对抗战的宣传,

文艺的创造,

生活的严肃与清贫,朋友们的真心相报,是的,凡是我所能做到的,我必做到!

谁管做的坏,还是好,谁管功效有多么大,多么小;我只求才力——

也许比只蜂儿的还少;我只求才力——

或者连一章小诗也弄不好;啊,我只求才力,

才力的发动与展开,

永远不叫良心有一点苦恼!

叫世界上的黑暗与光明,叫人类的聪明和奸狡,都瞒不过这颗心,

都不使这颗心动摇,

以至于因悲观而懊恼!

我还有欢呼,

还有狂笑,

因为我心中的一线光明,虽然是孤单微小,

至少,至少,

会叫我自己坚强,

不至于随波逐流去投机取巧!

这是我自己的太阳,

我的行动是在太阳四周巡绕!

对的,凡是我所能做到的,依着良心的吩咐,

我必做到!

原载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大公报》

《纪元旦》 林语堂

今天是廿四年二月四日,并非元旦,然我已于不知不觉中写下这“纪元旦”三字题目了。这似乎如康有为所说吾腕有鬼欤?我怒目看日历,明明是二月四日,但是—转眼,又似不敢相信,心中有一种说不出阳春佳节的意味,迫着人喜跃。眼睛一闭,就看见幼时过元旦放炮游山拜年吃橘的影子。科学的理智无法镇服心灵深底的荡漾。就是此时执笔,也觉得百无聊赖,骨胳松软,万分苦痛,因为元旦在我们中国向来应该是一年三百六十日最清闲的一天。只因发稿期到,不容拖延,只好带着硬干的精神,视死如归,执起笔来,但是心中因此已烦闷起来。早晨起来,一开眼火炉上还接着红灯笼,恍惚昨夜一顿除夕炉旁的情景犹在目前——因为昨夜我科学的理智已经打了一阵败仗。

早晨四时半在床上,已听见断断续续的爆竹声,忽如野炮远攻,忽如机关枪袭击,一时闹忙,又一时凉寂,直至东方既白,布幔外已透进灰色的曙光。于是我起来,下楼,吃的又是桂圆条,鸡肉面,接着又是家人来拜年。然后理智忽然发现,说《我的话》还未写呢,理智与情感斗争,于是情感屈服,我硬着心肠走来案前若无其事地照样工作了。惟情感屈服是表面上的,内心仍在不安。此刻阿经端茶进来,我知道他心里在想“老爷真苦啊!”

因为向例,元旦是应该清闲的。我昨天就已感到这—层,这也可见环境之迫人。昨晨起床,我太太说“Y.T.你应该换礼服了!”我莫名其妙,因为礼服前天刚换的。“为什么?”我质问。“周妈今天要洗衣服,明天她不洗,后天也不洗,大后天也不洗。”我登时明白。元旦之神已经来临了,我早料到我要屈服的,因为一人总该近情,不近情就成书呆。我登时明白,今天家人是准备不洗,不扫,不泼水,不拿刀剪。这在迷信说法是有所禁忌,但是我明白这迷信之来源:一句话说,就是大家一年到头忙了三百六十天,也应该在这新年享一点点的清福。你看中国的老百姓—年的劳苦,你能吝他们这一点清福吗?

这是我初次的失败。我再想到我儿时新年的快乐,因而想到春联、红烛、鞭炮、灯笼、走马灯等。在阳历新年,我想买,然而春联走马灯之类是买不到的。我有使小孩失了这种快乐的权利吗?我于是决定到城隍庙一走,我对理智说,我不预备过新年,我不过要买春联及走马灯而已。一到城隍庙不知怎的,一买走马灯也有了,兔灯也有了,国货玩具也有了,竟然在归途中发现梅花天竹也有了。好了,有就算有。梅花不是天天可以赏的吗?到了家才知道我水仙也有了,是同乡送来的,而碰巧上星期太太买来的一盆兰花也正开了一茎,味极芬芳,但是我还在坚持,我决不过除夕。

“晚上我要出去看电影,”我说。“怎么?”我太太说。“今晚×君要来家里吃饭。”我恍然大悟,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我家有一位新订婚的新娘子,前几天已经当面约好新郎×君礼拜天晚上在家里用便饭。但是我并不准备吃年夜饭。我闻着水仙,由水仙之味,想到走马灯,由走马灯想到吾乡的萝卜果(年糕之类)。

“今年家里没人寄萝卜果来,”我慨叹的说。

“因为厦门没人来,不然他们一定会寄来,”我太太说。

“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三四年前我就买过。”

“不见得吧!”

“一定有。”

“我不相信。”

“我买给你看。”

三时半,我已手里提一篓萝卜果乘一路公共汽车回来。

四时半肚子饿,炒萝卜果。但我还坚持我不是过除夕。

五时半发现五岁的相如穿了一身红衣服。

“怎么穿红衣服?”

“黄妈给我穿的。”

相如的红衣服已经使我的战线动摇了。

六时发现火炉上点起一对大红蜡烛,上有金字是“三阳开泰”“五色文明”。

“谁点红烛?”

“周妈点的。”

“谁买红烛?”

“还不是早上先生自己在城隍庙买的吗?”

“真有这回事吗?”我问。“真是有鬼!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我的战线已经动摇三分之二了。

那时烛也点了,水仙正香,兔灯、走马灯都点起来,炉火又是融融照人颜色。一时炮声东南西北一齐起,震天响的炮声像向我灵魂深处进攻。我是应该做理智的动物呢,还是应该做近情的人呢?但是此时理智已经薄弱,她的声音是很低微的。这似乎已是所谓“心旌动摇”的时候了。

我向来最喜鞭炮,抵抗不过这炮声。

“阿经,你拿这一块钱买几门天地炮,余者买鞭炮。要好的,响的。”我赧颜的说。

我写不下去了。大约昨晚就是这样过去。此刻炮声又已四起。由野炮零散的轰声又变成机关枪的袭击声。我向来抵抗不过鞭炮。黄妈也已穿上新衣带上红花告假出门了。我听见她关门的声音。我写不下去了。我要就此掷笔而起。写—篇绝妙文章而失了人之常情有什么用处?我抵抗不过鞭炮。

《新年》 朱自清

夜幕沉沉,

笼着大地。

新年天半飞来,

啊!好美丽鲜红的雨翅!

她口中含着黄澄澄的金粒——

“未来”的种子。

翅子“拍拍”的声音

惊破了寂寞。

他们血一般的光,

照彻了夜幕;

幕中人醒,

看见新年快乐!

新年交给他们

那颗圆的金粒;

她说,“快好好地种起来,

这是你们生命的秘密!”

《新年的梦想》胡适

新年前的两日,我正在作长途的旅行。寂寞的旅途是我最欢迎的,因为平常某日有应作的事,有不能不见的客,很少有整天可以自由用来胡思乱想的;只有在火车和轮船上,如果熟人不多,大可以终日关在一间小房间里,靠在枕头上,让记忆和想象上天下地的自由活动,这在我们穷忙的人是最快乐的一件事。

这两天在火车上,因为要替《大公报》写新年的第一篇星期论文,虽然有机会胡思乱想,总想从跑野马的思路里寻出一个好题目来做这篇应节的文字,所以我一路上想的是“我盼望我们这个国家在这新开始的一年里可以做到的几件什么事?”我是向来说平实话的,所以跑野马的结果也还是“卑之无甚高论”。

我上了火车,就想起上次十月底我南行时在火车上遇着的一位奇特的朋友。这人就是国联派来的卫生专家史丹巴(Stamper)先生,他是犹哥斯拉夫国的一个伟人,他在他自己国内曾尽力做过长期的乡村运动,很受人民的敬爱。他在中国十二个月,走遍十六个省份,北到宁夏,南到云南,到处创设卫生机关。在中国的无数外国专家,很少(也许绝无)人有他那样勤苦尽力的。

在平浦的火车里,史丹巴先生和我谈了许多话,其中有一段话我最不能忘记。他说:“先生,中国有一个最大的危险,有一件最不公逼酌罪恶,是全世界文明国家所决不容许的。中国整个政府的负担,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全都负担在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肩背上;而有资产的阶级差不多全没有纳税的负担。越有钱,越可以不纳税;越没钱,纳税越重。这是全世界没有的绝大不公平。这样的国家是时时刻刻可以崩溃的。”

史丹巴先生悲愤的指出的罪恶,是值得我们深刻的惭愧,诚恳的忏悔,勇猛的补救的。我们的赋税制度实在是太不公道了。抽税的轻重应该是依据纳税的能力的大小,而我们的赋税却是依据避税的本领的大小:有力抗税则无税,有法嫁税则无税,而无力抗税又无法嫁税的农民则赋税特别繁重。不但钱粮票附加到几倍或几十倍,小百姓挑一担菜进城,赶一只猪上市,甚至于装一船粪过河,都得纳重税。而社会上最有经济能力的阶级,除了轻微到不觉得的间接税之外,可以说是完全不用纳税。在许多地方,土豪劣绅不但不用纳税,还可以包庇别人不纳税,而他们抽分包庇的利益。都市里有钱有势的人们,连房捐都可以不纳,收税机关也不敢过问。所得税办到今天,还只限于官吏和公立学校的教员;而都市商家,公司银行,每年公布巨大赢余,每年公然分依红利,国家从不能抽他一个钱的所得税。国家财政所靠的三五项大宗收入,关税、盐税、田税、统税,其最大负担都压在那百分之九十几的贫苦农民身上。人民吃不起盐了,穷到刨削地土上的硝盐,又还要犯罪受罚!

这种情形真是一个文明国家不能容许的。所以我的第一个新年梦想是梦想在这个新年里可以看见中国赋税制度的转变,从间接税转变到注意直接税,从贫民负担转变到依纳税能力级进的公开原则。遗产税是应该举办的;所得税应该从速推进到一切有营利可以稽查的营业。

我这回在火车上遇着一位在上海做律师的朋友,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也使我很感动。他说有一天,他同了一位俄国朋友到上海新开幕的“国际大饭店”去吃饭,那位俄国朋友参观了那个最新式的大饭店的种种设备,忍不住说了一句话:“华丽和舒服都够得上第一等了,可惜不是中国今日顶需要的?”他接着说:“中国今日还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中国资本家不应该把他们的财力用到这种奢侈事业上去。”

我听了这个故事,很替我们的国家民族感觉惭愧。我们谈这件事的时候,火车正到了符离站,车站两旁的空地上满堆着一袋一袋的粮食,一座一座的小山,用芦席盖着,在那蒙蒙细雨里霉烂着,静候“车皮”来运输!站上的人说车辆实在太少了,实在不够分配。我眼里望着那一山一山的粮食袋,心里想着江南的许多旱区的饥民,想着那每年两万万元的进口外国粮食,又想着前几天报纸上详细记载着的交通部新官邸的落成典礼,——我的脑筋又在那儿跑野马了。我想起民国十六年我过日本时看见大地震后的第四年东京的政府机关,多数还在洋铁皮的屋顶之下办公,我不能不感觉这几年我国政府新建筑的一些官邸未免太华丽了,不是我们这个不曾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多难国家顶需要的。我又想:铁道部和交通部为什么不能合并作一部呢?为什么这些国家交通事业不能减政裁人省出一点钱来多买一些必需的车辆呢?为什么要让人民的粮食堆积在雨地里受湿呢?我又想起广东去年起开征外国米进口税,暹罗政府就立刻免除暹罗米的出口捐,所以暹罗米人口额仍旧不减退,而湖南运来的米,还不能和洋米竞争。我这样胡思乱想,就引起了我的第二个新年梦想了。我梦想的是:在这一年里,我们的政府能充分运用关税政策和交通政策来帮助解决民食的问题;单有粮食进口税是不够的,广东的先例可以借镜;我们必要充分办到全国粮食的生产与需要的调剂,方才可以避免某一区域丰收成灾而某一区域嗷嗷待哺的怪现状。国家的交通机关必须要充分效率化,必须要节省浪费来补充必要的车辆与船只,必须把全国粮食的调剂为国家运输政策的一个最重要部分。如果这一年外国粮食进口额能从两万万多元减少到一万万元以下,那才不枉负我们又痴长一岁了。

新年的梦想还多着呢!我当然梦想全国的真正统一,当然梦想全国的匪患肃清,当然梦想全国精诚一致的应付那逼人而来的绝大国际危机,当然梦想中国的学术界在这一年中有惊人的进步……。但火车震动的太厉害了,太长的好梦容易惊破,所以我只能把这两个小希望写出来,作为我给《大公报》的读者贺新年的祝辞。

原载于1935年1月6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

来源:凤凰文化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E0MjY2MQ==&mid=201870890&idx=1&sn=755fc43f8588d29edf1164def104a175&scene=4&key=2f5eb01238e84f7e4bddf525bd6da55f43535f65574eb70371e5bdca71664a4f76f77c73abec7b2196dafd88c3135709&ascene=1&uin=NjIzMDY5NjAw&devicetype=webwx&version=70000001&pass_ticket=oU0Ls5wx2ZLKUE6tpQZcgUMYpUJ2nDjUfKqE1d8Q1TnKwIM%2BcDqyZxJa%2F%2Fp9znQ%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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