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武:教育的本质是面对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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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是学经济学的,我拿的是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我在学校教的也是经济学,这些好像跟教育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实际上我在和王瑛做一件性质差不多的事情。

大概从两年前开始,我在关注贵州威宁一个叫石门坎的地方,是云南和贵族交界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山区。那个地方有一个100年前的“马小平”,那个人是1904年到石门坎去的英国传教士,叫伯格理。这位伯格理牧师,是基督教对华传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到了石门坎以后,通过办教育,通过传播基督教的文明,使整个乌蒙山区的大花苗族,整个族群的皈依了基督教,从而使这个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一个非常感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启迪,就是:知识、文化、信仰、精神是可以改变人类,改变社区的。石门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想伯格理就是今天的马小平,因为马小平他也在传播一种文化、知识、信仰、精神,这个东西恰恰就是我们今天社会非常需要的一种东西。

伯格理到石门坎之前,那个地方是什么状况呢?大家知道,苗族人是蚩尤的后裔,蚩尤和黄帝打仗,蚩尤战败,被中原的黄帝后裔不断地追打,几千年,把蚩尤的后代一直追到了湖南张家界以西的崇山峻岭当中,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乌蒙山区,在云南、贵州、四川和湖南的大山之中。都是一些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这些人通过几千年被官府的压迫和剥夺,成为所谓的“生苗”,就是愚昧,野蛮的化外之民。他们任人生杀,几近麻木,被旧史志称为“晦盲否塞”,“结绳刻木”。完全没有文化。伯格理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一个村子里面能够从1数到10,能够算清楚加减法的只有几个老人,整个苗族一个村庄里面,只有两个人能够把0到10算清楚,所以当这些苗族人去赶集的时候,卖一只鸡、卖一头猪、卖一个鸡蛋,必须等这个老人身体健康,他们才有可能到集市里面去做交易,否则这个交易是做不成的。是一个完全没有文化,完全是一个野蛮、蛮荒之地。

但是经过伯格理的努力以后,这个地方到了一个什么状况呢?伯格理去世时候是1915年,他在10年当中帮助花苗人发明了文字,就叫大花苗文,也称为“坡拉文”,这个大花苗文在100年以后的今天,还在这些地方传播、使用。由于发明了文字,而且用大花苗文翻译了《圣经》,所以这些地方的教育就开始起步。伯格理牧师及其后继者,先后在偏僻的乌蒙山区办了102所学校,遍布乌蒙山区20多个县,培养了一大批的苗族学生。这些学生后来产生了博士、硕士、大学本科生、高中生,初中生等等,他们成了整个花苗地区的文化精英。伯格理在这个地方办了整个西南地区第一所学校、第一所医院、第一所邮电所,修了第一个足球场,建了第一支足球队,中国的第一支足球队是1906年就产生在中国贵州的石门坎。修了第一个游泳池,建了第一个麻风病医院。

所以在一九二几年、一九三几年的时候,你在欧洲、美国的任何一个国家,要寄一个邮件到贵州石门坎,只要写上五个字,“中国石门坎”,这个东西就可以投递到石门坎去,你可以想像,石门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当时被称为西南地区的文化圣地。所以伯格理完全改变了整个大花苗人,改革了整个苗族,使苗族人变得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他们的整个生活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被苗族人称为“救星”。

当然这个不是我今天所要讲的,我今天所要讲的核心是,教育、教化、文化、信仰、宗教,是怎么样把这些最野蛮、最落后的地方改造成一个文明之邦,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伯格理,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有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叫《用生命爱中国》,伯格理最后把生命献给了石门坎。他点燃自己的生命,燃烧自己的生命去点燃苗族人,让苗族人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他是一个典型。

比如说他培养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叫朱焕章。这个人创办了苗族地区第一所中学,并且担任这个中学的校长,他是伯格理把他培养出来的,当时教会有一个规定,凡是最优秀的学生,都要由教会出钱,不断地来培养他们读书,让他们受到最好的教育。朱焕章从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好学生,勤奋、好学、讲礼貌、懂文明,所以教会资助让他读了初中、高中,然后把他送到重庆去读了华西大学,在华西大学毕业典型的嘉年华上,朱焕章由于他的优异的成绩,被学校推选出来,在整个学校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向学校致词,结果他发表了一篇非常优美的演讲,不知道那一天在台下坐着的有蒋介石夫妇,当时的蒋总统,他感到非常惊奇,苗族人居然有这么优秀的大学生,所以嘉年华结束以后,他单独召见朱焕章,说我现在身边特别需要这样的人才,你可以到我的总统行辕来工作,帮我协助抓民族教育的事情。朱焕章说,非常感谢总统,但是我的老师伯格理告诉我,我们所有在外地学业有成的人,都要回到石门坎去,去为苗族人服务,他婉言谢绝了蒋介石对他的邀请,但是更加赢得蒋先生对他的尊重。后来他成为国大代表,1946年到南京参加全国国民大会,这个会结束以后,蒋介石再一次召见他,希望他留在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做民族教育司司长,他再一次拒绝,他说我的使命一定要为苗族人服务。

朱焕章成为被伯格理所点燃的,苗族人当中最杰出的代表。伯格力不仅仅是自己在燃烧生命,而他是用他生命去点燃了苗族人,让苗族人站起来成为真正的人。因为那个时代苗族人是整个社会的最低层,第一层是官府,第二层是汉人,第三层是彝族,彝族是苗族人的土司,最底层是苗族人,苗族人像猪狗都不如的人,但是苗族人站起来了,怎么样站起来的,就是因为有伯格理,有了文化,有了信仰,有了教育。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

我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发现这个故事,就开始关注伯格理,关注石门坎,现在我们在石门坎这个地方做关于教育的公益活动,已经做了两年,下个星期我们又去石门坎。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把石门坎地区的支教志愿者、小学老师请到北京,办了一个培训班,非常成功。石门坎的故事如今还那么吸引人,因为那个地方今天还有一个“活着的伯格理”,石门坎地区有一个我们长期资助的小学,校长叫卞淑美,一个基督徒,她的全家人,她的女儿、她的丈夫和她,一起都在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支教了8年。大家没有去过石门坎,你无法想象石门坎条件的艰苦。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参加会议的老师,是在大城市里面,在条件优越的环境下教学,探讨人文教育意义的模范;那么以卞淑美为代表的小学老师是另外一种典型,就是在那种非常艰苦的环境下,为了苗族小孩的教育,长期自我奉献,长期坚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教学的楷模。

石门坎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水,连饮用水都非常紧张。苗族人一辈子只洗一次澡,他说他们自己一生洗三此澡,就是生下来洗一次,死的时候洗一次,结婚的时候洗一次,实际上生和死都不是他自己洗的,他是被动的,真正自己主动的洗澡一生就是一次,结婚的时候洗一次。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在那里待10天,10天不能洗澡,待8天8天不能洗澡,特别是夏天进去,白天一身汗晚上没法洗,大家知道,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如果不洗澡身上很不舒服,有一个志愿者第一次去给苗族小孩剪头发,苗族小孩不洗澡,头发从来没有洗过,一种非常浓烈的气味,他剪完第一个人的时候强压着自己忍,但是剪到第二个人的时候,他实在忍不住了,跑去呕吐,那个地方的水到了什么地步呢?有个志愿者就是用盆子的水刷了牙,他就急剧的腹泻,那种生活环境非常艰苦。你想想看,一个女老师,她是1972年出生的,在那个地方已经坚持了8年!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我们说她是中国最美的女老师,是中国最美的女校长,是当代的伯格理,一点都不过分,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但是她极有坚强的意志在这个地方坚持,我们对她非常尊重。

我知道了石门坎,读了伯格理,读了朱焕章,我再看今天的卞淑美,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有一种传承,这种奉献、这种为民族教育奉献艰苦的坚守有一种传承,这种传承来自于一种坚定的精神信仰。

我想把我的这个故事转向我今天要阐述的一个观点:我认为,人的知识有两种:一种知识是人类长期积累的,那种可以复制、推导,可以去逻辑论证的知识,好比说1+2=3,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有云彩就会下雨,水到100度就会沸腾,还有很多公式、定理,这些知识都是可以复制、推导的,可以逻辑论证的,这种知识大量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我们的教育当中要向学生传授的知识。

但是我认为人类还有另外一种知识,这种知识跟逻辑的论证没有关系,它不能复制、不能推导,它跟什么有关系呢?它跟人对生命的态度有关系。这种知识就是人类的信仰,人类的文明,人类的精神理念。

我们现在在教育部门当中,大量的做第一种知识的教育,我不大赞成说我们的教育完全是负教育,它起码在第一种知识里面的教育是存在意义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教育现在致命的弱点是没有第二种知识的教育,或者说非常缺乏第二种知识的教育。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本质就是面对生命。如果教育的本质是面对生命,那么一个人对生命的态度的确应该纳入到教育的范畴当中来,我们要教人,你对生命有一种什么态度,你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恰恰这种最灵魂的东西,从我们的教育当中被抽走了,我觉得马小平老师的意义,还有昨天、今天在台上发言这些中学、小学老师他所讲的意义,恰恰就在于此,在抽掉灵魂的教育体制当中力图去挽这个狂澜,去补充一些教育孩子怎么样懂得一种对生命的态度的教导,这个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哲理的一个观念,他说,在知识领域,要把上帝赶出去,但在道德领域,要把上帝请回来。康德还讲,有两样东西使他充满激动,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康德实际上在讲两种知识,把上帝从科学的领域赶出去,是说我们在第一个领域当中不要迷信上帝,第一种知识的传播不需要上帝。但是在另外一个知识,在第二种知识领域,在人对待生命的态度问题上我们需要上帝。头上的星空是什么?自然,科学,这是第一种知识。心中的道德律是什么?信仰、文明、精神,宗教,是第二种知识。

我认为,如果说教育的本质就是面对生命,教育一个孩子,让他有一个正确的对待生命的态度和有一个正确的生命存在形式,或者塑造他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是我们老师最重要的职责。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我为什么从学经济学专业转向去研究精神和信仰?我注册成立了一个“信仰与文化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的任务是什么呢?是研究在社会转型当中,宗教和信仰的力量,角色和意义,包括以石门坎做一个标本,做实证研究,同时在石门坎这个地方做公益事业。我已经做了两年,还会继续坚持做下去。

为什么我实现了生命的转折?我并不把我的重点转向经济学,而转向人文社会科学的这种研究?因为我发现,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在迅速的溃败、堕落,而且这种堕落、这种溃败呈现一种加速度的趋势,我们为此感到深深的忧虑。

假如我们把社会看成一个立体的,这个社会是由三个东西来构成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自然,也就是一个生态基座。好比我们呼吸到的空气、我们饮到的水、我们脚下的土地,这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基座。第二个层面,在这个基座之上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第三个层面,就是在社会政治制度之上的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的腐败、堕落是全方位的,好比说我们的生态基座,现在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就是刚才傅国涌讲到,我们虽然拿到了全球第二个DGP,但是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我们的环境被破坏了,我们把子孙的饭都吃掉了。

在政治社会层面,大家看到更多,中国现在社会的贪腐,是在全球所有社会转型当中最严重的,全球有那么多社会的转型,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出现这么大面积的贪腐,而且贪腐渗透到我们每一个环节。昨天一个老师讲到,虽然这个东西都很小,可能是100块钱,或者一套衣服,或者住一个酒店,很小,但是它是一个标志,他就说,社会任何一个细胞都可能溃败。

再往上,从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更令人不安,中国现在是道德沦丧,信仰荡然无存,国民的精神状态猥琐。我把它称之为“一个相互投毒的时代”。地沟油事件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地沟油里面所含的黄曲霉素是砒霜的64倍,但是竟然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他可以把这个毒品投给你,让你吃,为了金钱,不顾生命安危。与此同时,把毒品投给你的人,他所赚的钱,又去买含有三聚氰氨含量的牛奶,他来喝。这是一个互相投毒的时代,整个国民精神和猥琐和卑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文明的堕落。

这个社会如此的溃败、如此的腐烂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把它看成一种报应,什么报应?中华民族从1919年以来,注意,我说的是从1919年以来,有人把批判锋芒总是指向1949年,其实不对。中华民族从1919年以来,就在持续、不断地挖自己的祖坟,就在持续的反对传统文化。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民族如此长时间的、残酷的、大幅度的从根本上来剿灭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的,对以儒、释、道为核心价值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剿灭,“文革”达到高潮,导致了我们今天整个社会文明深层次的崩溃和沦落,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溃败。

这是我们深深感到悲哀的一件事情,但是是不是这个社会就完蛋了呢?这个我同意傅老师前面所讲的观点,一个社会永远也不会完蛋,在枯枝败叶之下,一定会有新芽在成长,这就是规律。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有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互联网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它波及的效应绝对不仅仅只在技术这个层面。互联网的出现使知识变得廉价,对整个教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过去为什么老师很重要?因为老师在某种层面上垄断着知识,如果不去接触老师就得不到这个知识,但是今天通过互联网可以搜到任何东西。互联网的普及使知识开始贬值、开始廉价。但是互联网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客观条件就是全球一体化,全球的一体化不光是技术的一体化和商品的一体化,也包括普世价值和文明观念的一体化。为什么今天人们能够很敏感地批判很多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分享着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教师的职责也要开始发生变化。第一种知识开始显得并不很重要,或者开始贬值,那么第二种知识的传播更加能够凸现价值,第二种知识的传播要的是一种人格的修养,是一种老师本身的道德情操,如果简单建立在复制基础上,它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老师首先必须要塑造自己的人格,才能用你这种精神人格去影响学生。这显然是今天对教育最大的挑战。

对教育学,我是一个门外汉。本来我是没有资格来这里发言的。总结我今天一个简单的发言,我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我们不能够回避现在所发生这种深刻的社会变化,我们在第二种知识的传播方面,老师将发挥最重要的作用,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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