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再说改变从自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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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家眼里,十多年前的美国学校“是一个非人性化的力量,它使个体教条化,并窃取了个体的原创性。似乎学校的主要功能像一个罐头加工厂盒装金枪鱼一样对人类进行加工。加工出来的产品都是大同小异的”,“教师和学生是这种境况的牺牲品”。他们担忧的是“如果教育机构联合起来反对个体认同、个性和完善的存在,现代社会就没有希望找到其自身”。尽管作者认为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家,“罐头加工厂盒装金枪鱼”的类推显得夸张了一些,但他也还是承认当年的美国“学校不是提升个体性,而是常常淹没了它”这样的现实问题。

回看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似乎用“罐头加工厂盒装金枪鱼”的类推不仅不为过,而且还比较恰当,甚至可以用有过之而无不及来形容的。我们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总是坚持认为,在我们这个国度似乎除了用统一的试卷、统一的考卷、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学生和学校,再也没有其它方式更公平了。于是,作为官员,老是面对高考制度改还是不改的质疑用一种很无奈的口吻来回应:你有更好的办法吗?呵呵,我有更好的办法,还花那么多钱供养你们干嘛!作为学校和教师,我们则习惯了“评价用制度不改,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推脱的,似乎现在这样的状况的形成与我们毫无关系一样,我们也是受害者啊。

是的,作为学校和教师,我们确确实实每天都面临着某些媒体与专家推动下的功利化的教育模式与旋风的狂轰滥炸,更有躲不掉的形形式式的行政的督查考评,我们一个个的就这样“受到宗教、学校、家庭、生意、政府和其他制度化力量的操控”,我们也确确实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逃无可逃。然而只要我们愿意并展现我们的勇气,“我们能够拒绝这些诱惑和勾引,我们也能够自由地选择我们自身”,在这样的格局下,还是有改善的可能的。“我们不需要像个没有拯救者的无助的牺牲者一样,进行无谓的挣扎”,拯救我们的唯有我们自己,“即便抵抗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并且终究以死亡告终,人来个体也能够在克服这些外力的斗争中不断得到磨练”。说到底一句话,这就是我们自己想不想改变,愿意不愿意改变,我们要明白的是,任何改变总是取决于每个个体内心的取向和需要的,将改变的可能寄托在外力身上本身就是可笑的。

所以,面对不可改变的格局,我们需要的首先恐怕就是自己对教育的信仰与追求了,并且要有将这信仰和追求付诸于实践的努力,但又不是以灌输的方式强迫我们的学生无条件地来接受我们的信仰的,除非他们自己有所觉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在可能的空间与时间内,同我们当下的教育生活中的总总荒谬作争斗,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和学生的学校生活中的荒谬之事的争斗。当然,这争斗需要的自然是勇气,当然更需要智慧。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仰,另一方面我们在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情形下,还要学会妥协与周旋,以期在我们的努力下实现对现有的教育问题的改善与纠正,使其在我们的点点滴滴的努力中,慢慢地回到教育的常态和教育的常识之道上来。

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存在主义与现象学家对学校教育有失偏颇的判断,而带来的“拒绝所有的秩序、纪律”的个体主义可能助长的自私、自我中心和不考虑他人的风气。使我们和我们的学生成为“被宠坏的小鬼”,从而破坏教育本应有的伦理,而走向无视规律和习俗的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白“如果一个人是完全自由的,那么,他也是完全有责任的,这是让每个个体都有所敬畏的责任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和教育的应然要有所敬畏,更要有敬畏之下的责任。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在我们的教育行动中为所欲为。

我们要在我们的可能情形下,去寻找对教育本应有的理解与认知,“从理解每一个人带入教育情景当中的主要意识世界的想想学立场出发”,去努力搞清楚每一个学习者独特的学习与生活的背景,采取适合他们背景的教育方式与措施,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将教育过程看作是从外部向学生施加什么”,使其成为“罐头加工厂盒装金枪鱼”的产业化的过程。我们要搞要明白的是,“教师的角色是帮助学生有能力获取恰当的行为,将其内在化并做出调整”的示范者和帮助者(P150)。就如我们自身的改变一样,需要的是我们发自内心的认知与需要所做的调整与改善一样,绝不是外加的力量所能及的。我想,当我们真正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所期待的改善就可能成为改善的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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