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改变,从自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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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哲学基础》在介绍存在主义和教育的时候,谈到萨特的这样一个观点:“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即所谓“一切皆有可能,人性是绝对自由的”,“既然我们是完全自由的,那么,我们也应该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承担起全部的责任。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做一些事情,然后又声称那是上帝意志、科学法则造成的,或者说成社会让我们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我们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应当承担起这一职业的责任,“我们没有借口推卸责任”,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我们的教育走到今天,我们这些教育人多多少少总是有责任的(P236)。当然,我们不该推卸责任,也决不意味着,教育走到今天这样的境地责任完全在我们。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么多年来,在我们具体而又琐碎的、日复一日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们为教育尊重常识,走向常态做了哪些努力,而不只是一味地认为教育与常识和常态渐行渐远与我们这一个个的个体毫无瓜葛。

在今天这样一种与教育常识和教育常态相行甚远的情形下,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从我们自己开始,而不只是一味地强调外在的因素和责任,在存在主义者眼里,个体总是作为参与者投入其中的。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将我们这些个体看作参与者,并在参与的过程中选择我们认定的教育目标,并付诸实施,那么这一个个个体的改变的存在,就有个能推动我们所期待看到的改变的出现。“如果我们不选择自己的目标并不断努力奋斗,就不可能做出任何改变。我们可以说,人类所取得的每一项进步,所做出的每一个人到注意的行为,都是因为一些个体或团体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并努力实现它”(P237)。

存在主义者认为,“个体总是出于转变当中,人们相信他们认识自身的那一刻可能正是他们开始全盘检验的时刻”,就如高尔顿•车姆柏林所言“我们对过去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解释,构成了我们对现在周围生活世界的解释”,我们之所以认为当下教育的无视规律,急功近利的局面的形成与我们的教育行为毫无关系,就在于我们的过往总是这样解释我们的教育的,“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就是为升官发财找出路的,教育就是就是为学生的升学服务的,于是我们也就在我们的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了。回头一看,这样的局面越演越烈,我们有开始埋怨了,埋怨中我们又总是忘记了我们自己。

所以存在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麦克欣尼•格林指出,教育者应当意识到官僚体制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并不是不可违抗的大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只要每一个个体有意识地让自己保持警觉,并出努力,这样的局面是可以改善的,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看待我们所从事的教育工作的框架与格局,要相信只要我们去努力,没有什么事情是固定不变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这样我们才可能保持充分的觉醒(P247)。

当一所学校、一个区域强行推进某种教学方式的时候,其实也就说明这种方式的可笑所在,我们为什么不去想一想,既然是“科学的”“有效的”为什么要通过强制手段去推行呢?即便真的是“科学的”“有效的”也未必对每个个体是合适的吧?“教育应该关注个体的人。这种教育将个人看作是世界中的独特存在”,“而且还是活生生的、感情充沛的存在”,这样一想,存在主义主张的尊重个体的教育,就相当有道理了,因为“这种教育试图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我们身上的恐惧、挫败感、希望以及通过多种方式使用理性来惩恶扬善和救死扶伤。因此,各种教育的第一步应当是理解我们自身”(P245)。

因此,作为教育者,我们必须知晓自己和学生的经验世界,帮助学习者去构筑理想的、可能的生活世界。教育的重点不是单单放在过去,而是要放在当下和未来的可能上。高尔顿•车姆柏林指出:“教育总是引领行动。教育总是紧随着行动。确确实实,教育就是一种行动”(P246)。我们一旁面需要的是对教育现状的批判性反思,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行动,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的点点滴滴的自我改善的实际行动。应该说,发展得相对好一些的学校和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仅有批判与反思,更是有自己的改变的具体的行动的。

然而,现实中可怕的是,许多时候,我们总是希望、甚至强制“改变,从他人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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