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教育的危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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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雷《被压迫者的教育学》第三章中说,“自负得近乎天真的人道主义在想塑造‘好人’的理想模式时,通常会忽略活生生的人所处的具体的、现实的、当前的情况。用皮尔•福特的话说,真正的人道主义‘在于允许我们对完善人性的艺术的出现,作为一种条件和义务,作为一种境况和作为一种项目’”,作者提醒我们,教育不能只以灌输的方式给我们的对象“知识”,或者把寓含在由我们自己组织的内容项目之中的“好人”模式强加给他们。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我们所表彰的“最美教师”之类的好人背后的某种动机,是不是也隐含着其要将我们心中的“最美”灌输给我们的教职工,进而为推卸我们应有的责任而张本呢?

我总以为,一个人当怎样生活,应该是他自己得选择,而不是我们所能强加的。我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是,一个人的生命不保,家庭不顾,本质上是不会真心地关爱他人,关注生命的。尽管在我的校长生涯中也有在不知情的给予了一些带病工作的老师一些褒扬,但一旦知道实情,我是绝不会提倡的。褒扬教师,本当是校长的本份,但褒扬什么是要清醒的。当我意识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会组织大家考虑给身患重症和年老体弱的教工适当减轻工作量的,即便他们自己主张满负荷,一般情形下,我们也是不能答应的。这一扯,又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

弗莱雷认为“许多政治和教育计划均以失败告终,因为这些计划的始作俑者是根据自己个人对现实关点来制定的,从来没有考虑过(除了仅仅作为其行动目的)处在具体情况之中的人,而这些人无疑正是他们项目实施的对象”。这还就说在要害上了,比如前几年轰轰烈烈的拆点并校,不就是决策者从自己的角度和视野出发的?用弗莱雷的话来说不就是“革命领袖带给农民或城市群众的方案,也许支付和他们自己的世界观,而不符合人民大众的世界观”。

我们一波又一波的“课改”,为什么学校和老师总认为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设计者的目标,其原因恐怕就如弗莱雷所言——“这些计划的始作俑者是根据自己个人对现实关点来制定的,从来没有考虑过(除了仅仅作为其行动目的)处在具体情况之中的人”。再比如,学校拆并之风所以盛行不止,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吧。尽管教育部去二0一二年九月叫停了拆点并校,可我还是要问一句,先在哪里的,这叫停真的停了吗?前些时候就有新闻说,教育部说:“农村学校暂停撤并 去年校车事故下降42.1% 。”刘古平先生对此揶揄了一句:教育部又立大功了!今天就有位校长朋友今天就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新建学校能带来房地产效应。新建他们的学校校,就是因为房地产,他所在的城市某区没有他们这个名校的分校的时候,房子4000一个平方不到,学校新建开始每月涨100,现在涨到4700了。考察领导政绩,看是否可以提拔。考察组从来不看、不闻、不问是否重视教育,任内教育是否有新业绩。他就曾经借用与某位拟任副县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级)的考察的。类似的情形远不止这位校长朋友所说的,我们的教育行政就是这样的好玩!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思考弗莱雷的忠告:“我们的任务不是向人民谈说我们自己的世界观,也不是把这种世界观强加于人民,而要与人民对话,讨论彼此的世界观。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以种种行为方式表露出来的世界观,反映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教育和整治行动如果没有批判性地意识到这一出境,不是在冒‘灌输’的危险,就是在冒在沙漠中高谈阔论的危险”。作为教师,要避免危险,我们绝不能以布道者的身份出现在学生面前,因为我们的世界与他们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们对我们的世界的认知也许是清醒和客观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世界,刚何况我们与我们的教育对象在人生阅历、知识背景、生活状况等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我们要想达成教育教学的目的,给他们提供切切实实的帮助,首要的就是要有平等对话的意识,在对话交流中分享各自的认知与想法,在交流中产生新的认知与想法。也就是说,要找到教育的项目内容,我们必须投身到作为人的中介的现实之中,必须理解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这过程,其实就是作者所说的创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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