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自由的理性与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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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之轮》第六章“文化整体性和文化素养”读起来还是有点困难。斯普林格用当年纳粹德国通过制造民族国家观念点燃爱国主义狂热的事实告诉我们,“专制国家可能会把学校中的文化传播用作另一种赢取公民效忠的工具。”这样的史实告诉我们的事,当学校只想学生灌输一种文文化的时候,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为的是为某一利益集团驯养效忠的信徒甚至狂徒;反过来说,当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成长为具有独立意识,自由精神的个体的时候,学校就要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了解吸纳多元文化的渠道和途径。这就需要我们搞清楚,我们要给孩子们的究竟是民族文化还是世界文化,或者是两种文化的兼容并蓄。

我们清楚的是杜威就是反对学校只传播某种特定的文化的,更何况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互联时代,文化传播的渠道也已经是多元的的了,就如凯文·凯利在《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中所言:“网络的图标是没有中心的——它是一大群彼此相连的小圆点,是由一堆彼此指向、相互纠缠的箭头织成的网”,“它是一面非控制的旗帜”“网络在哪里出现,那里就会出现对抗人类控制的反叛者”。可见,在这样的全球经济背景下,任何试图通过文化复古强加控制的努力,恐怕招致的必然是更大的反抗。从这个角度看诵经、减少英语教学时间的动机也许就不是那么单纯的传承传统文化和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问题了。

斯普林格在对保护西方价值和维护民族整体性的论证上提醒我们的是,赫尔什的文化素养理论更适合于专制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因为赫尔什认为文化素养提供了维护国家所必须的文化主体性,所以他们都主张学校应该向学生教授一种统一的文化。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赫尔什的文化素养理论体现的是一种“国家立场”,这样的立场,必然会给专制提供理论的支撑。所以斯普林格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文化标准通过国家教育系统被强制推行时,它们就不是经由民主产生的。由于通过学校强制推行的文化标准并非对所有人都是统一的,所以这一过程的确含有文化控制的色彩”。因为同是一个国家的人,听他们原本固有的文化标准就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用同一种文化要求他们的时候,控制也就随之产生了。“孩子们原本可能得到的来自别处的文化知识被学校强加的文化知识所取代”。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恐怕也是许多少数民族文化日益衰竭的原因所在吧?

艾伦·布鲁姆认为,思想自由是科技进步乃至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同时他也认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应当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只不过艾伦·布鲁姆比赫尔什更重视理性的自由。他认为世界上的很多文化都不尊重理性的自由运用,也不承认自然权利的存在。在艾伦·布鲁姆看来民主教育的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帮助人们由关注狭隘的个人利益转向关注更为宏达的理想。所以他更强调知识的政治性,教育系统还是要通过引导学生理性地追求真理来将民主文化的理念付诸实践。撇开布鲁姆所有的美国人都应当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的观点不谈,我以为自由的理性也许正是我们当下许多以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所缺乏的,这从他们的言辞中就可以看出,他们要的只是他们自己的自由,对他者有的只是践踏的快感,其实质更像是一个专制者、独裁者。我理解的自由的理性,更多的是一种契约精神,规则意识。因为契约和规则是对所有人的,而不是有所选择的。

尽管我也十分认同斯普林格关于赫尔什的文化素养理论更适合于专制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的判断,但是我还是觉得赫尔什关于“文化”与“文化素养”的区分是相当有意义的。他认为“有文化仅指阅读能力”,而“有文化素养则是指可以带着充分的理解进行阅读”,实际的情况正是这样:有文化的人不一定就有文化素养,就好比有“学历”的人未必就有“学力”一样。从这个角度也是可以对那些有着相当高的学历的人为什么动不动爆粗口、甚至大打出手的原因的。

有文化素养的人是带着充分的理解进行阅读的,我的理解是说的是他们会在文字表象中敏锐地捕捉到其内在的某些信息,当然这捕捉是建立在对先关信息的有效收集和占有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臆测,也就是说,当我们对某个言辞做出判断的时候,我们总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意识之上,这就是每个人的言辞背后总有它的特定的故事或者背景的,不是我们一下子就能明白的。如果我们能过从这个角度去看别人的言辞的的话,也许我们就会宽容许多。就好比当年学开汽车的时候,一位师傅提醒我的那样:当别人急火火地超车的时候,千万别动火,你只要想着他家里一定有事,你就坦然了。现在想来,这话是多么的富有哲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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