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作为勇者之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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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勇者之为”的教育

《教育的价值》在《致老师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解释这本书的书名的:“我所说的‘教育的价值’中的‘价值’,有两层含义:教育是有益的、很重要的和有效的,但却是一种勇者之为,是人类迈出的勇敢的一步。”

这里说的两层意思:一层是希望我们认识到教育对于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有效性,是有助于使人成为人的事业。另一层意思说的是教育是一种异常复杂的工作,在当下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我们已经迷失了教育的方向所在,许多时候我们已经相当尽力了,却往往效果甚微,甚至还会遭遇冷嘲热讽,以至打击压抑。这一点吴樱花老师的《孩子,我看着你长大》就是一个例证。如果我们不能仍受挫折和打击,我们就无法将我们的工作继续下去,更不要说所谓的坚守与坚持了。

教育要有益、有用、有效,光看字眼又是很容易迷惑的。我理解的有益、有用、有效,首先是基于人的生命成长的,也就是从使人成为人的的教育目标出发的。也就是费尔南多 • 撒瓦特尔所说的“教育经常是一种常识救援同类命运”,“将人从动物性中跳脱出来”,“让人获得真正的自由”的活动。而不只是只关注学生学业成绩的,甚至不惜以流水线方式生产统一规格的产品的产业。因此这有益、有用、有效更多的应该是从孩子的心智健康和社会健康的角度出发的。或者借用尼采在《论我们的学校未来》谈谈及现代学校的未来时的话语来说就是:“现代学校/教育的目的将必须是:让每个人获得进步,让所有的个体都能得到发展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增加知识,并从知识中知晓,他们可以获得最大可能的幸福和收益。每个人都将必须有能力去准确的评价他自身,将会必须知道他能从生活中得到多少”(P181-182)。也就是说让每一个人都获得进步的教育才是有益、有用、有效的。

既然教育要“让每个人获得进步”,它的出发点就当是基于个人的,方式方法也当时从每一个个人出发的,而不只是基于某种统一的标准、流程、方式和方法的。面对当下学校教育的现实问题,费尔南多 • 撒瓦特尔清醒的认识到:“解决的办法并不是寄希望于学校身上”,如果我们“指望把学校变成兵营或管教所,在那些地方,青年人会被军事纪律或监禁控制这些强有力的手段给‘规范化’”,作为为人的教育的学校“必须培养自由的公民,而不是狂热的严守纪律的士兵”(P76)。一个“明智的”老师,心中的教育目标不仅基于教育的根本目标和社会健康的需要的,还应当是立足于每个学生的心智特征和年龄特点选择和采取相应的教育策略的,更应当具备能够容忍学生对老师教的东西保持不敬甚至怀疑乃至异议讽刺的态度的。这样的教育才可能是有益、有用、有效的。

所以,费尔南多 • 撒瓦特尔又说,教育是一种勇者之为。“在教育问题上,不该有懦弱、胆怯或多疑之举。但问题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赶到害怕,生出怀疑,感到绝望,孤立无援,所以说在一个需要教育但却又迷失教育前行方向的社会中,教师这一职业,非常容易让人生出心理挫败感,陷入抑郁,疲惫不堪,让人泄气,有被漠视或忽略感。”(P15)也就是说,作为教师,是需要有莫大的勇气面对随时而来的冷嘲热讽,疑惑误解,质疑批评,甚至诋毁诽谤的,没有这样的勇气,我们是没有可能恪守作为教育人应有的操守和底线的,更是不可能在纷纷扰扰的迷乱中找到教育本当有的方向和路径的。

当然所谓“勇者之为”,还应当表现在我们对我们当下从事的教育实践的反思上。也就是说一个明智的”老师,他是会时时刻刻反思当下教育实践的具体现象和问题,探寻这些现象与问题所产生的根源所在,进而思考解决这些实践和问题的路径与方法的。更重要的是,他是会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有意识的避免他所看到的问题在自己身上出现的,也就是说,他是会坚持自己认定的教育目标和主张,排除艰难不断前行,并在前行的道路上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目标和主张,使之变得更为明晰和清醒。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作为勇者之为的教育才是有益、有用、有效的。

《十封信,写给胆敢教书的人》在扉页上也开宗明义地写到:“我的写作目的是告诉读者,讲师——同时也是学习者——工作,既有趣又严格。它要求严肃性,以及科学的、物质的、情感的准备。它是这样一种工作,要求那些从事教育活动的人培养特定的爱,不仅爱他人,更要爱教学所包含的过程。没有爱的勇气,没有不轻言放弃的勇气,就不可能有教育。”

也就是说教育工作应该是一项相当有趣的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工作面对的是一个个富有丰富情感而又各具特点的人,正因为如此,从事这一工作的人首先应当是一个极具爱心而又具备丰富的情感世界的人;还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各具特征的人的缘故,我们对自己将从事的工作既要有严格的要求,又要有严肃的态度,要明白教育是的每一个细小的举措都是马虎不得的。

教育作为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还因为“作为教师,我们要和民众、孩子、青少年、成人打交道。我们要参与他们的发展过程,帮助或阻碍探他们探求事理”(P39),如果“我们在教育实践中没有能力、准备不充分、不负责任,都会导致他们的发现过程失败。但有了责任心、科学的准备和教学的兴趣,有了严肃的态度和与不公正作斗争的宣言,我们就能够逐步将学习者转变为世上坚强的存在”(P60)。

诚如洛克所言“教育上的错误是无法挽回的,就像配错药一样,一旦第一次错了很难得到弥补,它将会在人生的每一步都打上深刻的烙印”。更重要的缘故还在于,教育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情,它总是会在反反复复的挫败只行进的。再加上我们面对的是“低工资,缺乏尊重,时时存在的变得玩世不恭的风险”(P7),所以作为敢于做教师的人,必须有勇气在我们熟悉的条件下教书,敢于说爱——爱我们自己,爱我们的学生,爱我们所从事的教育教学工作,当然更应当有勇气去爱我们所处的这个危机与风险随时可以出现的现实世界。

也许作者这样的认识是与他的人生际遇是有关的(他坐过牢,不久又被巴西驱逐出境),但更重要的的是他坚信身为教师,我们更应该将时间花在改变、教化这个世界上,因为现实环境如此,一味的抱怨不仅于事无补,更可能使我们变得消沉,甚至充满怨愤。我们唯一应当认识和选择的作为“从事教育活动的人”应有的“特定的爱”——“不仅爱他人,更要爱教学所包含的过程”,因为“没有爱的勇气,没有不轻言放弃的勇气,就不可能有教育”(P6)。“想当教师的人必须学会勇敢,即具备为正义而战的倾向,明确地捍卫创造有利于学校教学的条件的需求;虽然这可能是有趣的工作,它也必须在学术上严谨”(P8),因为“教学首先是一项专业化的工作,它要求长久的的学术严谨态度,能激发教学求知欲、爱的能力、创造力、科研能力、并拒绝科学简化论。教学也要求为自由而战的能力,没有这一点,教学将失去意义”(P7)。

在弗雷勒看来,预售的录像带或车间是无法让教师开展彻底的教学的教学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三三六式”,“活动导学单”之类,其实就如作者所说的是“科学简化论”下的产物,而作为胆敢做教师的人“必须遵循的有效的、政治上明确的战略之一是,有力地拒绝自己的驯化职能”(P15),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摆脱“教学包”(于我们来说应该是所谓“集体备课”情形下出笼的统一的教案、课件)、“教师指南”(于我们来说应该是“教师用书)的束缚,形成自己对教育教学工作的主张,并从这样的主张出发,寻找属于自己的适合学生需要的教育教学方式与方法,以期培养出“喜爱自由、敢于批判,以及有创造力的孩子”。其前提就是要求“教师承担减少所有社会弊病,特别是直接影响其学生的残酷而不公正的人类惨剧出现的责任”(P8)。试想一下,要承担这样的责任我们需要何等的勇气!所以“我们必须敢于学会勇敢,以便对我们天天面对的思想官僚化说不。我们必须敢于说爱,这样,即使在不这么做有很大的好处时,也能继续敢于说爱”(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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