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背“道”而驰的教育列车何以回归正道 ——《教育与效率崇拜》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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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阅读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马焕灵先生翻译的美国学者卡拉汉的《教育与效率崇拜》,很有启发,因为它用上个世纪美国教育出现的效率崇拜的事实帮助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我所困惑的许多问题。作者在序言里开宗明义:“在很多情况下,学校管理者们将自己视为企业管理者,或者按他们的说法,是‘学校经理’,而不是将自己视为学者或者教育哲学家。”其实就是告诫我们,学校管理者应成为教育哲学家,而不是学校经理,因为“教育不是生意,学校亦非工厂”,但悲哀的是,现在很多学校的校长,都被人称为“老板”,他们也相当喜欢这样的称谓,那叫个爽啊。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吴志宏先生在中文序中讲得比较到位:“(美国教育的)悲剧的本质就在于,忽视了学校管理与企业管理的区别,把学校教育彻底商业化。不是说商业世界的观念在学校管理方面一点也不能借鉴,而是在于我们不能不加选择、不作批判地全盘照搬工商管理的价值观和具体方法。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润’在企业管理中或许是金科玉律,但对学校教育来说就行不通。这是因为,就培养人而言,‘最大利润’是无法测量的,起码在学校学习期间难以测量,因为人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而‘最低成本’却容易测量,只有节省开支就能做到。”反观我们当下的教育所出现的林林总总的问题,其中恐怕也有不少是因为地方政府出于成本的考虑的缘故吧,每每总是会有官员用地方财政的开支主要用在教师工资和教育投资上了的言辞,表达他们说不出来的烦恼的。于是学校拆并、集中办学、集团化办学就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不二选择。

更为可悲的是,我们这些搞教育的“人们将各种追求的效率的方法应用至课堂学习、教师、学习计划、学校组织、管理功能乃至整个学校系统,由此产生了对效率的疯狂追求。”在这种狂热的追求下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教育今早出现着眼于“标准”的批量化生产的模式和技术,于是热衷于各式各样的“标准”、“规范”的制定,对考试工厂的追捧也就成了一种普遍心理。

着眼于“标准”的批量化生产

在笔者看来,卡拉汉对当年美国教育的一段精辟的论述,用来描述我们当下的教育现实,恐怕也不为过:“虽然教育不是商业,学校亦非工厂,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否认:将某些适合学校工作的商业实践引进来是合情合理的。但它们知识达到目的的手段——目的是为我们的儿童尽可能地提高最好的教育。若把效率和经济效益当做了目的本身,我们儿童的教育就必然会受损,而在那个效率时代,教育领域确实如此。”

    在这样的格局下,如何从短浅的“效率”眼光中跳脱出来,从利益的疯狂角逐和百般讨好中觉醒,也许正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事情。“一位有前景的学校管理者应拥有强有力的文化背景的这种理想,是社会上广为接受的,是教育方面的领导者们要坚持的,于是也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一个真正合格的管理者,或者说是教师,他应该有一条自我的教育信条好理想,而不是任人摆布的深陷于“效率”的无尽攫取中。所以,在甚嚣尘上的考试工厂、应试神器、惊人模式和神州旋风面前,作为教育人,我们都要有自己最起码的分辨力和敬畏心。

美国教育的大规模生产,是产生于何时呢?虽然并没有确定的时间节点,却大致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学校的安排和流水线非常相似,并在20年代达到了高峰”。但当时,这种大规模的教育生产,不仅没有受到怀疑,甚至还被鼓励和追捧。就原因来看,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15年来对大规模工业生产技巧的艳羡,另一方面是经济价值观的饱和,两者使美国人和学校管理者们适应了当时的状况,这让中学教师们承受了非常重的教学负担”。更糟糕的是,与此相关的,当时一些主要的教育管理者“就像没有驱除外行的干涉,事实上还‘邀请’了外行干涉一样,他们不仅没有抗拒班级规模的扩大,反而提倡实施这些措施,主张这些措施并为之辩护”——如上种种,我们自然就不能明白,今天中华大地上为什么出现所谓的“考试工厂”,其维持、经营,甚至被大家推崇的秘密何在。

这种大规模生产,从教师层面上来说,也是成立的。效率,除了对学生和学校系统的直接影响外,教师本身也不断受之影响。一些教育管理者喜欢著书立说,希望“通过这些书把商业管理观念传达给新一代的管理者。”我们不妨可以想想,为什么许多课改专家会那么热衷于出书?其实,也是一种商业管理的不断强化和思想控制,希望所有人可以按照他的方式操作课堂,操作教育,操作成绩,而说到底,这一切的背后,就是大写的两个字:“效率”。  

作者认为“对效率设计最为深刻的批判者来自两位杰出的教育家,威廉·C·巴格萊与约翰·杜威。他俩均反对将工商价值观和方法不适当地运用至学校中,批评在科学的名义下进行的活动过于简化、肤浅。……杜威指出,‘想要成为教育领域的先锋,需要广泛而敏锐的智力素质’,他说,我们应该基础诊断性目标使用测试,一边更好地理解儿童,而不该将测试作为对学生进行分等使之标准化的便利工具。”——我们从从中可以看出,杜威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坚持了教育的应然目标与价值,更在于他在他那个时代的洞见与坚持。

效率崇拜对教育的影响,必然使学校在实用性、操作性上花功夫、动脑经。热衷于“术”的“改课”,层出不穷的教育模式、日益泛滥的“高效课堂”成为时尚原因就在这里。。“商业影响教育的途径有很多:主要表现为:通过报纸、杂志和书籍,通过教育会议的演讲,以及更为直接地通过学习董事会的活动。商业对教育的影响的发挥可以通过院外人士,可以通过记者,可以通过商业家或者企业家……无论是哪一种途径,其影响都会以建议或要求的形式表现出来,学校机会以更加商业化的途径和方式来组织和运作,其重点会立刻放到更具实践性和实用性的教育上。”这样的运作手段,卡拉汉早已经给我们分析的相当到位了,明眼人一看便知,杜郎口、洋思、衡水这类学校影响力的扩大、迷惑性的增强,其主要手段与途径正是基于此。只不过我们总是视而不见,或者骨子里就想无视。

商业效率对教育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使学校的课程更具有实用性”,并在此之上,让“功利主义运动从小学到大学普遍弥漫开来。”

沦陷于文牍的学校、管理者与师生员工

约瑟夫·泰罗认为“一个教师成为能手之后,已学会了以她自己的方式来稳固其成果,校长和督学不该以强制的方式来提出些琐碎的指示。”但实际上,作为教育的管理者,督学,局长,校长,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设计着复杂的教师工作定级计划。”所以,中小学教师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耗在职称评定、各级各类荣誉的申报评审之上。“这正如一位教育家指出的,教师多年来已经‘温顺却心怀怨恨地’接受了定级”。“部分原因是其职位没有保障,部分原因正是如杜威所言‘年轻人中最温顺的大部分人就是长达后成为教师的那些人。’”当下的机制,教师虽没有被辞退之忧,不过,狼已经快要来了,退出机制之说已经甚嚣尘上许久了;更何况,各种评审、考核、验收已经使得更多的校长、老师为了保住相对较高的收入而不得不屈从。所以,不管是做假账,还是配合表演,校长、教师们总是会自愿配合的。

不可否认的是也许各种评审、考核、验收也其优点——如果能够得出相对真实的结论的话,“但更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它不仅促成了学校管理的‘专业’性质,使其在专业形成期便朝向商业和机制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导致了许多颇具才智的教育家被迫在琐事上浪费时间。”——可以说,我们当下的种种评估、验收、检查、督导……的结果不仅如此,还使得学校上上下下在做假账上投机取巧。

我们现在的许多路子,其实就如20世纪前30年的美国教育的历史那样,那些决策者们和管理者们认为应该利用档案和报告可以体现教育效率,反应教育成就,于是督促下属建立良好档案,并要求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就成了一种管理模式。当下为应付种种验收、检查、督导而建立起来的“台账”与此如出一辙。“这种体制,不仅将简单的行为,如买一盒粉笔,转化为一种繁重的、复杂的运作过程,而且它还显示出对教师和校长的强烈不信任,强迫他们记录每一行为,但却被决定物品供应与否的权利授予给一名秘书。”在这样的模式下,也就难怪学校和校长们不厌其烦地,甚至是不择手段地编造各种各样堆积如山的档案,来证明自己的“业绩”和“效率”了。教师在应对各种评审时亦然。于是我们的学校和教师就这样陷入了文牍主义的境地。

不仅如此,“‘效率’措施帮助学校管理者找到了为自己开脱的借口,使他们在那个商业主导、效率至上的社会中保住了饭碗,但整个民族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原因不仅在于教育领导者将时间投入到无关宏旨的学校次要事务中,而且在于教师也被迫将大量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文书工作中——这些时间原本可以用来进行教学和学习的。更不幸的是,这种烦琐的文书式工作方式,很大程度上一直延续到现在。”可以说这是作者对“效率”在今天扭曲教育的最深刻的原因剖析。更可悲的是,学校管理者之所以这样做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取悦于商业社会,特别是取悦于由商人们所主导的学校董事会”,同理,可以想象,教师也必然会取悦于学校管理者来换取他们并不稳定的地位。从现实来说,社会崇尚什么,学校和校长们为了保住地位和饭碗,必然就放弃原则,迎合社会时尚,这就是教育的悲哀,更是我们当下的生动写照。可以说,我们从将“效率”引进教育的一开始,其实就注定了其是一场悲剧的命运。

在“目标制”和“达标检测制”下,教师的优劣将“高下立判”,“一旦她(指教师)明确了自身的任务,她就会时刻提醒自己是否完成了预期工作。她也可以知道自己作为教师是优秀、中等还是不合格的。”“未达标的教师‘毋庸置疑是不合格的’,管理者就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这种教师的平庸无能,无法提高或不愿上进。’”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官员为什么热衷于制定标准,原因就在此。在以“公正”“公平”为名的“标准”“制度”就这样让人“心悦诚服”,又“有口难言”。

“教育家的职能不是去决定学校该做什么,而是怎样做好分内的事。毫不疑问,当众多多年潜心研究和思考教育目标的教育家们得知自己误解了自身职责时,他们会大吃一惊的。他们本应该是生产产品的机器,而非哲学家。”这样的言论,自然使得学校和校长只有服从上意和“民意”的份了。他们进而成为生产产品的机器,而非哲学家。这几乎也是我们出不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哲学家的原因,更不要提哲学家了。

可以说,今天教育的种种评估的实质就是分层、分等。学生面对的是详细频繁的测试,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进步”与“不足”,以便为自己的升学和就业找一个“合适”的定位;教师也会在详细频繁的测试和评审中“确切地”知道应该做什么,因为他们有着“已分配好的明确的任务”和具体的考评指标。

 效率崇拜的教育带给我们的灾难

为什么今天我们对出现一所学校看一所学校的问题?因为效率崇拜下的教育,“每种体制都必须向最高效的体制看齐”。其内在的逻辑在于:人家这样做了,我不这样做,要是考不好,风险太大;反之,人家做了,我跟上,就算考不好,至少少了一条罪状。这样一想,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着眼于考试成绩的“高效课堂”为什么会泛滥成灾的原因了。

“在一个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社会,人们要求公立学校提供一份详细的财务成本核算,核算其教学工作的开支,这再自然不过了,但令人惊奇的是,一些管理者们迫切地接受并助长了这样的理念:教育家是纳税人的公仆,他们不仅要对公众的要求逆来顺受,而且呀热切地努力满足这些要求。”教育成本核算,可算是教育被异化后的灾难之一。教育管理者所要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之一,除了教学,恐怕这件大事是无论如何不能少的。这种成本核算,表明了“商业价值观在教育领域的渗透程度”有意思的是,政府、教育官员、社会、家长……每一个人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指责学校、校长、教师;而学校、校长、教师面对指责却常常哑口无言。同时,我们想到,当下削减英语教育的呼声是不是也有削减教育成本核算的因素在里面呢?

“为了经济动机而促进学生进步,并根据升级率来评比教师工作效率,这两股强大的力量显然正在起作用,造成了不考虑教育效果而放任学生的现象。”——为什么我们会用抓GDP的方式抓升学率?源头就在于我们对效率的崇拜,或者说我们习惯了用经济效率来施政的思维模式。

从美国的近代教育历史来看,教育的重点、次重点之间“本末倒置”始终是让人们付出惨重代价的问题。在经济压力下,学校,尤其是管理人员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放在了细枝末节上,比如对于学校的“建筑标准化”、校舍的经营等;而在教学管理中,则野蛮地倾向于教学技巧,而完全无视教育的规律和主旨所在。

美国教育的悲剧性至少有这样四个方面:“教育问题次于商业问题;在任何实际意义上产生的管理者都不是教育家;一些非常不科学而且值得怀疑的方法和时间被贴上了科学的标签;已经流行的反知识注意日益盛行”。从这四个维度,我们可以参照一下中国教育,为中国教育把把脉。我们可以说,效率崇拜给教育带来的悲剧不但没有得到遏制或减轻,而是在持续发酵着、扩散着,人们醉心其中,以为自己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但狭隘的眼光和短浅、幼稚的思维正在一步步侵蚀着教育本身。

在一切以“效率”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里,教育的专业性早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连续的经济压力使许多不合格和不具备资格的人成为了公立学校的领导者”,这一点,其实在我国的“委任制”下更明显。教育的专业性,在一个唯及格率、优分率、完成率、升学率……的局长或小校长面前,早已经脆弱不堪。只要用商业效率的那一套办法,诸如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降低生产成本、强化达标检测等,所谓教育规律什么,都不过是浮云。所以,非专业人事担任教育局长这一现象,就见怪不怪的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了。

背“道”而驰的教育列车何以回归正道

教育遭遇的舆论压力导致方向改变;当下的教育官员也是一样的思维,即政府投入了,你就要高效益的回报。由此可见,学校管理者的脆弱性。

教育的工业思维惯性:“(学校要有完整的)印制的大纲、排座计划、课堂记诵卡、出勤表,还有其他的‘节省劳力的装置’。”“完美的商业方法意味着用更少的精力获得更高的工作质量。”——这样的管理方式在我们的当下相当普遍,因为我们的无知而习以为常。

今天的重点学校星级评估、标准化学校建设、评估与验收,就是效率崇拜的产物。

芝加哥大学教育管理学院讲师富兰克林·鲍比特对泰罗制的详尽指令抱有怀疑的态度,他说:“这除了会使工人机械化、破坏思考与创造力,并最终大幅度降低工作效率之外,很难看出还有什么其他的结果。”——从此意义上说,教师的创造力就这样被扼杀了。

“在教育研讨和教育文献中,特别是与管理有关的部分,都具有浓厚的工商业色彩。这表明很多教育家都在使用这些概念术语。”——我们时下的教育生态就是如此一个充斥着竞争、第一、效益、高效、卓越、最大化、最优化的环境。这与商业的所有元素几乎没有区别,而我们最大的错误和悲剧就在于教育与工商业之间的简单类比和复制。

展望未来,要打破今天囚徒困境的局面,要从唯效率论英雄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教育家和其他领域的人都必须做出巨大努力”,作者认为具体来说有如下三点:

我们必须要求管理人员具备研究生水平的优秀教育,这是不可能以大批量生产为基础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要获得真正的专业能力没有捷径可走。

我们要知道,要有足够的资金吸引和留住那些优秀的教师,给他们提供书籍和实验设备,最重要的是合理的教学工作量。——我们看到,这三方面都是无效率的,乃至于是反效率的。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商业上的效率崇拜在教育中的机械迁移所引起的种种灾难,所以才令人对教育要回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个体、回到当下的情景,回到现实的经验,回到需要和反思,提出了更加参照系。

读完这本书,当有人再高调地宣布自己凭借所谓的“高效”而成为教学能手、教学骨干时,乃至于推行种种教学妙方和模式时,我们或许才有能力透过历史和现实的重影,看得更为透彻,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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