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在读写中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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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勒在《十封信:写给胆敢教书的人》中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教育工作者将学习阅读与学习书写结合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者也应该专研此道”(P55)。他建议“我们在学习,在教和学,这要求我们不仅要读文本,而且要针对我们所读的书记笔记、写读书报告、撰写短文”(P42)。他希望我们充分地认识到读与写两者的关系——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脱离了书写的阅读是不存在的,反之亦然”(P52)。

也许我们会说,我们传统的教育有“不动笔墨不读书”,“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经验。也就是说读书作为一种学习方式,是要同动笔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因为动笔不仅可以积累资料,还能够帮助记忆,更要紧的事边读边书写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这过程会帮助我们是加深对所读之书的理解,透彻地把握其精髓所在。

然而弗雷勒似乎比我们看得更为清楚而深刻。用他的经验来说,就是当我们在纸上写下我们的临时成果(它总是临时的)时,这就是我们能想到的最佳方式,写作过程在继续。写作过程中我们继续思考,更深入地思考此前我没有认真对待的另一个关于学习对象或我们的实践的问题(P5),这就是说阅读并不只是为了吸收,更是为了丰富我们的知识,拓展我们的视野,推动我们的思考,也就是所谓的“我思故我在”。也就是说,离开了阅读者思考的阅读自然是无意义的。

因为“文本的意义不是静止和一层不变地存在于字里行间,简单地等待读者去揭示”,“不同读者对文本的讨论澄清、启发并形成了群体对所读文本的理解”,集体阅读就这样“导致了不同观点的出现,当这些观点互相碰撞是,对文本的理解更丰富了”(P52)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学习的方式“阅读和学习一样,不是简单地随意浏览文本的语句、词组、单词,而不去思考它们将把我们引向何处”(P51),作为读者,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所读的文本指向何在,这指向尽管是文本本身具有的,但更是读者心中的——我们内心隐隐存在的,但不一定是清晰的,但当我们看的这样的文字时就变得豁然开朗了,或者说是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情形,或者说是一种顿悟。用弗雷勒的话来说,就是“当读者认真地理解作者谈论的事物时,他领会了文本的意义,并成为文本意义的合作作者”(P54)。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文本最深刻的意义往往是读者创造的。

在弗雷勒看来,阅读还不只是我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学习,而是一种对话练习,因为“对文本的阅读是读者与作者相遇的媒介,它是介于读者和作者间的写作”,确切地说,是读者阅对已读文本的“重写”,这样的“重写”实际上“应该是所有作者梦寐以求的结果——读者对其作品阅读、讨论、批评、改进和彻底改造”。在这个过程中“就其理解由读者创造的知识而非借由阅读灌输给读者的知识而言,读者越是使自己向作者意义的领悟者靠拢,就约接近于成为文本意义的创造者”(P53),用我的理解来看这样的创造者,又是与阅读者的生活、阅历与思考力密切相关的,即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也。也就是说“无论我们认识了什么,都完全地打上了自我的烙印:我的认识里有我严肃的思考,但也有感觉、直觉和情感”(P1-52)。由此我想到了那些以教父自居的人,常常自以为是的用人生攻击的方式指摘别人的言说与思考是何等的无知与可笑。

我不能说他们身为读书人,却不读书,但从他们对他人的人身攻击中我们至少可以断定他在阅读中没有对文本做深入的思考与判断。

作为教书人,首先应该是一个读书人,阅读学习是教师最大的职业特点。读书对于教书人来说,不只是义务,更是我们改进世界所需的知识和快乐的来源所在。可怕的是,现实中我们这些教师不仅仅是读书不多的问题,即便是有那么几个读书的人,也常常将“阅读、思考、写作、行动”割裂开来的很少有将我们的所读、所写、所思、所做切切实实地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很少有自己的见识与认知,往往会出现读什么信什么,信什么就参与忽悠什么的状况,这恐怕也是许许多多的山头和流派得以林立与泛滥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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