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学校教育的困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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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得莱得用他的调研告诉我们,我们的“学校教育总是在一种消极的环境中进行的”(《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P181),这消极的环境主要表现在我们总是出于社会方方面面的批评中,我们的工作总是得不到应有的赏识和鼓励,学校教育似乎人人都可以说上两句,谁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貌似内行地批评几句。这一方面固然有我们这个民族对教育的过于期待所致的原因,也有又因为教育行政与有关方面拿教育视为政绩之一的原因,但更有专家与媒体以及行政合谋的绑架以及我们自己的浮躁与迷失,总是想在那眼花缭乱的这教育,那课堂,这举措,那典型的“创新”中占据一席之地,或者说是在所谓的改革中“分一杯羹”的缘故。

于是,当方方面面的期待都没能达到的时候,张三也来说几句,李四也还说几句,王五赵六也要说几句,当然我们这些教育人更会说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批评指责的同时就是我们贩私盐、夹私货的好时机,私盐、私货一旦占领了市场,就堂而皇之了,我们就是改革者,就是教育家了嘛。呵呵~~~实在不行,给你打个零分就是,你都零分了,还敢不找我的药房抓药?糊涂啊~~~于是本来还有些明白的我们,就这样真的变得渐渐糊涂起来,于是乎,一有“高效”、“卓越”什么的新名词出来,我们就趋之若鹜了。邝红军教授告诉我这样一个令人颠覆的事情:某日,某博士后要去学校做“生命教育与高效课堂”的讲座,有人问他:“怎么吧生命教育与高效课堂扯一块?”答曰:“中小学老师喜欢听高效课堂,不结合着讲怕没人听。”

不正常就这样变得很正常了,正常的反而不正常了。扒皮今天跟人开玩笑,要不几时也整个什么“扒皮课堂”,他们说好啊,是理念的还是技术的?扒皮说,都不是,就是名词滴啊~~~“扒皮课堂”,这词汇本身就足矣忽悠人了,还要神马理念核技术干嘛哈,糊涂!

更为可怕的是,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我们一方面高喊必须重视教师的作用,我们在强调“教师对学生的关心程度与学生对课堂的满意程度是成正比的”同时,更多的又是对课堂的控制与约束:通过监控、推门听课、巡查等等一系列可以想到的方式去打断正常的课堂教学秩序为常态的,这当中谁也不会去考虑师生的人权与隐私。更认为我们的这些举措合情合理,更合法。

所以古得莱得说,教师们“每日的教学就是最大的、机械性的工作。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备课,改作业和试题,报告学生的出勤率,参加会议,与家长交流,并为学校档案提供各种数据”(P182)——可能古得莱得不会知道,在我们这里教师还有更多的精力要放在做台账什么、应付验收检查的吧!他猜想“教书也许是一种比我们所了解的更为孤独,在社交上受限制的职业,我们很难估计这种情况会对教师的行为、自我更新和他们与学生的关系有什么影响”(P184)。其实,现实中这样的清醒多少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就连我们这些校长们都在每天都生活在这种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中,更不要说教师了。所谓的压力传递,就这样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我,一个生活在纠结与烦躁中的教师,他与学生的关系不就可想而知了!

古得莱得的调研还证明,一个混日子的教师一天的工作时间大致是与秘书、蓝领工人的时间相等的,“但对于那些忠诚于教育工作的人来说,他们每周的改造时间很容易达到50小时,甚至更多”,“很难想像教师怎样才能既做好工作有照顾好家庭,还要保持旺盛的精力”(P181-182)。看到这样的结论,扒皮要对古得莱得先生说的是,请转告你的同行们,你们就知足吧,我们这些人,每周工作50小时已经是祖上积德了,要烧高香的。所以,我们要做好工作,就要放弃家庭,甚至放弃个人的休息。尽管如此,我们得到的还是指责,学校外的,学校内的。

这样的困局谁来改变?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只能用改变自己来麻醉自己,用一种相对美好的心态去迎接每一天可能发生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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