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在异见面前更需要宽容与中庸——读《乌合之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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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庞在论述“群体的情感与道德”的时候这样说,“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领袖人物之所以位领袖人物,就在于他们看到群体无意识的特点了,或者说是个体在群体中会丧失主宰自己的能力的人性弱点,因为身处群体中的个体,一般情况下是随大流的,人们往往会因为大流的裹挟,变得冲动、急躁,这样的境况下必然导致判断力、批判性的丧失,于是会在领袖的鼓动变得情绪激动,表达夸张。而领袖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不过勒庞在论这一点的时候,是有着某种种族、性别和年龄歧视的,他认为这样的情况在妇女、野蛮人和儿童身上更容易发生,这是我们在阅读中必须引起注意的。可以理解的是,他就是研究这个的,他是深知夸张表达技巧的作用的。

我觉得勒庞的狠毒在于他造就看到了“群体没有能力做任何长远的打算和思考”,一群人聚在一起会 “因为数量上的强大使它感到自己是不可档”,于是当人们因为某个事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掠夺的念头,并且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这样来看,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当声势浩大地宣传某一教育“改革”成就和典型的时候,一旦有人发表异见的时候便会招致群殴,而且参与群殴的往往又是那些有生分的人的原因了。反过来,我们更能理解缄默或者所谓的中庸,为什么会成了许多有识之士的选择。利益面前,不同流合污已经很不简单了,为什么一定要他们也举起“义旗”呢?可恶恐怕倒是“宽容”、“中庸”背后见不得人的东西。

最近一个时期在寻找马航失联飞机中“疑似”一词的不断出现,总是将围观者从希望推向失望,人们难免质疑搜寻的不力和消息发布的草率,但是却很少有人思考一个个“疑似”背后的东西。勒庞介绍的朱利安•费利克斯的《海流》一书中的一个类似事件或许帮助我们找到答案。这个件事是这样的“‘贝勒•波拉’号在外海游弋,想寻找到在一场风中与它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正值阳光灿烂的大白天,值勤兵忽然发现了有一艘船只遇难的信号。船员们顺着信号望去,所有官兵都清楚地看到一只满载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然而这不过是一种集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者。在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活着的人,他们伸着手,能够听到许多混乱的声音在哀号’。但是在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它们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在一目了然的事实面前幻觉才消失了”。其实,我们对教育改革的期待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典型出来了,哪一个不再幻想要是我们也这样的话,我们所要的成绩不也就出现了吗?于是蜂拥而去的参观学习就这样出现了,参观回来也是一腔热情,可是一段时间下来,实际情况却远不是我们幻想的那回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教育在许多时候是不可以复制的。因为具体条件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会将幻觉当事实?勒庞说这是因为“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我们只要想下,有时我们会因为在头脑中想到的任何事实而产生一连串幻觉,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状态。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群体对这个事实却视若无睹,把歪曲性的想像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它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也当着现实,尽管景象同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总是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或许臆测就是这样发生的。这样的分析提醒我们的是,有些时候眼见未必事实,因为某种需要,呈现出来的事实背后总是被有意无意地隐藏了的,更何况因为我们的顶礼膜拜,我们的所见往往还是选择性的。

“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想想看,我们前去参观考察某一名校的时候,有多少不是因为某种暗示得驱使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身处某一群体的时候,更多需要的是冷静,是独立思考,尤其是对那些连编累牍的宣传性文字,这些文字往往是信不得的,水分太多了。“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我们为什么容易被迷惑?“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 “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尤其是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对那些对当下教育敢于发表异见的人们心存敬畏的原因。也许在异见面前更需要宽容与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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