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离经叛道”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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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2月17日,美国的莱特兄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在庆功会上,主持人请大莱特发表感言。大莱特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要不就让小莱特说两句吧。”小莱特站起来:“我也没什么好讲的。”但是,人们执意要他们讲讲。小莱特见无法推辞,只得讲道:“据我所知,鸟类中会说话的只有鹦鹉,而鹦鹉是飞不高的!”小莱特的“一句话演讲”,赢得一片喝彩。

莱特兄弟不善言辞,却让人类实现了飞翔的梦想,而鹦鹉会说话却飞不高。莱特兄弟成了鹦鹉的逆向例子——不人云亦云,坚持脚踏实地,才能真正高飞。

反观如今的教育现实,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鹦鹉”大行其道,许许多多的“鹦鹉”把教育搞得热闹非凡,而且许许多多的“鹦鹉”就这样成了“名鸟”。

究竟是谁造就了教育的“鹦鹉”呢?我想,无外乎两种情形。

当下大众唯“理论和模式”是从,只要是理论或模式,不论是否正确,是否适合自己,统统拿来。鲁迅先生虽然也讲“拿来主义”,但人家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教育是面向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具个性的工作,岂能生搬硬套一个理论或一种模式就大功告成?也有人碍于“专家”“学者”的头衔与名声,即便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也不敢冒着“特立独行”的“罪名”,唯恐与众人有异。就这样,自我修改向流行看齐,也或者习惯于被修改,终究原创性的东西就丢失了。

还有一种情况指向那些制造理论和模式的人。一种理论或一种操作自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科学的理论和有效的实践性操作并不会凭空产生,可是就有人要凭空去制造和创立,既然是凭空的,那么就要对不同的、具体的已有理论进行整合、“创新”。到头来,总逃不了“学舌”的本质。

在我三十年的教育教学生涯中,遇见的“鹦鹉”可算是无数,他们“学舌”的能力也不可谓不强,但往往风靡了一阵之后,就偃旗息鼓,终化作一团烟云而散。我以为,教育之中,求“真”最为重要,除了说实话,办真事,走正路之外,这个“真”还应指教育者的“本真”,即在教育界乱花迷眼、似是而非的“色相”中,不失掉“自己”。有个人的底线和原则,有独特的教育理解和运用,要学会“做自己的教育”,有时候,面对周遭的种种压力、掣肘,遭遇形形色色的外力或诱惑,常常要选择“不听话”,而这种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的“不听话”,在别人的眼里就变成了“叛逆”。

自学生时代起,我就不喜欢从流,就“叛逆”。好不容易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取了个中师,学校里安排晚自习,可晚自习我却总是在宿舍里睡觉;不少人在那里背讲义,我却在那里给同学们拍照片,洗照片;大家在那里复习迎考,我却用毛笔蘸水在水泥地上涂鸦。加上我们上的“野鸡”中师(教师进修校的中师班)尽管也开设了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课,但没什么系统,也没有教材,我却喜欢书虫般的四处搜寻,在书店里偶尔发现教学参考书就如获至宝,若是看到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有关古代汉语知识的文章更是手抄笔录。当时所有的课余时间,我几乎都用在找书、看书、抄书上,同学们后来戏称我为“夫子”。

工作之初,在石南小学初中班任教,那在当年可是全县红火得不得了的学校,现如今我们区的中小学教师和护士,石南小学走出来的可是相当可观的。县里领导、各局里领导的孩子大多在那里就读(更多的是复读初三),就因为那学校每年的中考在全县考得最好,那是个小中专热的年代,我们一个班的学生,几乎没有少于90人的时候。记得第一个星期日,数学老师说不休息,要补课。我说星期日就是休息的,于是将教室门锁锁带着钥匙回家了。弄的校长很不开心。以至于我患上肝炎初愈回校上班,有领导建议给我临时安排做点学校档案和环境布置什么的时候,校长没加思索的说,他可不好调教,还是让他上课的好。

身为教师,为了创出一块自己的天地来,我便给自己定下了规矩:凡文言文教材都要背诵,做到进教室不带教材、不带教案。上课的时候,也常不按照套路出牌,而是从当地的风土人情着手,从学生的实际生活诠释知识。那时最“不听话”的事情,就是开始在课堂、在教参上找“瑕疵”,慢慢地,我就形成了一种极具个性的教学、教参评判标准。这种习惯一直延续下来,移植在2011年哈尔滨举行的“慢课堂·慢教育”的教研活动上,毫不留情的对《一面五星红旗》的公开课,提出了与施教者截然不同的看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弄得不少人很不开心。

我的这种“不听话”,或者说“叛逆”,回过头来讲,也深深得益于自己师父的教诲。有一次,在南通市“钱梦龙教学艺术研究会年会”上,县里推荐我上一节汇报课。身为师父的江苏省特级教师陈有明告诫我:“学钱梦龙,不在于学其形,而在于学其神,万不能丧失个性,成为钱梦龙的翻版!”师父的告诫虽寥寥数语却让我受用终生,让我感到,教育之法在于其精神,而不是技术,课堂只有用自己的生命体润过,才真正算有的灵魂。后来的汇报课,钱梦龙先生用“功底深厚、备课精细”八个字给予了高度概括和评价,让我也很是鼓舞。

从此之后,我开始更深刻的投入到对课堂的研究,并慢慢迁移到对整个教育的理性思考。恩格斯有句名言:“一种不好的教学方法,在半年之内就可以把一个天才变成一个白痴。”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和所谓“标准答案”的限制,“我教你学,我讲你听”的传承式教学牢牢禁锢着老师和学生的思维,老师不允许学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与思考,上级也不许老师有独立的思考。于是,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一个个“标准答案”,然后在试卷上默写上一个个“标准答案”,而老师呢,则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照着某个模式、套路照本宣科,不敢越雷池一步。

记者朱蒙和我曾就课堂评价有过一段如下的对话:

朱蒙:好教师的课堂有没有一个可以效仿的模式呢?

凌宗伟: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这个“法”只是一个基本的框架、基本的教学环节。我始终认为,教学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因为不同的教师、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年段,以及即时的课堂状态是不一样的。如果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去教,就会很机械、很教条,就容易被这个“模式”牵着鼻子走,与我提倡的“课堂生成”啊、师生互动啊、生本互动啊、生生互动啊,就形成一种冲突,不利于达成我们提倡的“生命化课堂”。

朱蒙:现在到处都搞课堂教学模式,好多教师就靠所谓的模式成为了“名师”,就到处去讲学,甚至有许多教师在复制这些模式。您对此怎么看呢?

凌宗伟:将某种模式看成是“灵丹妙药”,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有许多学校都有规定,一堂课教师只讲15分钟,其他时间都要给学生去练习,去探究。更有甚者,有的学校还以此来衡量一堂课是不是好课。这种现象蔓延开来不是一件好事情,是不利于我们的教师成为好教师的。

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那么,为什么我们非要往人家的模式里钻呢?作为一名好教师,如果没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能好在哪里呢?

课堂其实就是师生的一种生命的相遇、一种生命的润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思想的碰撞、语言的交流给对方以启迪和帮助:学生在这种帮助中,认识渐渐提高了,学养渐渐丰富了,生命也就渐渐丰厚了;随着学生生命的丰厚,教师个人的生命也就丰厚了,对课堂、对教学的认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不是死板地重复教案和原有的模式。好教师应该是摆脱某种模式束缚的人。

朱蒙:那么,你认为教师如何才能摆脱“模式”的诱惑呢?

凌宗伟:好教师应当根据自己固有的知识、能力、水平、特长,来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我强调的“风格”是好教师身上固有的特征,这是一种更宏观的,高屋建瓴的专业追求。而现在盛行的建构“模式”之风,往往是微观的。微观到什么程度?微观到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的过渡,连用什么词都有明确的要求。这样的教育、这样的课堂是可怕的,这样的教师是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好教师。

其实,我们知道,一堂课、一篇课文带给人的感受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的、多姿多彩的,它的魅力就在于能给人一个驰骋想象的自由空间。我另辟蹊径的主张,好教师应该最求“得意忘形”的境界,努力让自己的教育教学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这里的“得意”包括三个维度:一是要“得教材之意”,也就是说要吃透教材,准确把握教材的主旨、特点和编写者的意图;二是要“得学生之意”,也就是说要了解学生的需要,适时调控学生的学习情绪,使之渐入佳境;三是要“得课堂之意”,即充分认识到教育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套不变的、机械的程序。而“忘形”是指,一个好教师,首先得忘掉自己的教师之形,把自己与学生放在同一个层面,认识到自己是学生的合作者、帮助者,要时刻以欣赏的目光看待学生;二是要忘掉教材之形,即不拘泥于教材和教案,也不拘泥于某一种程式,而以自己的教育教学机智及时调整教育教学方案,以适应千变万化的教育教学情况;三是要忘掉课堂之形,努力将课堂视为一个小社会和师生互动合作的舞台。只有这样,教师才会在与学生的合作、沟通中享受到教育的乐趣。

实际上,这种“得意忘形”正是最大化的成全学生的健康和全面的成长,是针对当下的“大一统”思想而言的。许多出色的教育家也早就主张学校应该注重对学生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反对单纯的“应试教育”和“统一模式”。比如,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说,学校是培养人的,而不是制造机器的。学校不是工厂,如果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一些“规格”相同“功能”相似的“考试机器”,那么,只能说这所学校的教育是失败的。南开中学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名校,就是由于其不强调考试成绩,而是注重对学生个性、素质的培养,因而才能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叱咤风云的豪杰才俊。

类似这种对传统、习惯势力和思维定势所做的“不听话”的对话和思考,在我步入管理岗位后,慢慢汇集,奠定了自我的教育人格,也使我对教育的理解、践行葆有的更强的张力和更坚韧的多生命力。在二甲中学履行校长职责后,我将办学目标定位为:“办有灵气的教育,育有个性的学生”,其实所谓的“灵气”何来,所谓的“个性”从哪里培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我希望全体教职工、学生能从时下一滩死水的教育之境中“叛逆”的隐喻: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学会用自己的心感知世界,学会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世界——教育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但教育中的阻力太多,乱象繁生,一个人要学会说“不”,学会从现有的制度和平衡中叛逆,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08年开始,我做了一件现在看来意义深远的事:建立博客。不但我自己建,还号召全体教师建,开学第一天就发出邀请短信:“尊敬的各位同仁:下午好!学校‘教育行者’博客圈已经建立,希望年纪未满35周岁的同志,能够建一个自己的博客,并加入这个圈子。您的加入将会使这个圈子增色。谢谢合作!”

信息发出后,激起千层浪。很多人开始在博文中讲述自己的教育经历,也有人揭露存在的不公、不善、不周等问题。我就在这样的你来我往的交流中,不但收获了一个资质颇佳的徒弟,还及时了解了一线的诉求。大家不久就惊奇的发现,博客里涉及的一些学校问题,比如说校园的亮化、教师食堂、车棚的改造,都闪电般解决了。那段时间,很多人的口头禅就是“今天,你开博了吗?”

很多教育管理者视网络如洪水猛兽,不遗余力的加以封堵,而我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我甚至也给学生买了电脑,让他们可以便捷的获得讯息和资料。有人担心:学生玩游戏怎么办?我笑着说:你不让他玩他就不玩了?孩子的年龄在那里,适当的玩一点也是天性所在,不要紧张。只要我们监督好、管理到位就行了。于是,网络也成为我对传统教育管理方式的“叛逆”,我从大家都以为是高压线的地方走出一条新路来——坚持在博客中写了565篇日记、发起全校共记同一天活动、为激励师生勉励和锐意进取,挂的“每天一个励志故事”也有了1285个日日夜夜。如此点滴不断地累积和润泽,很多的教育观念、教育行走方式都悄悄发生过了改变,大家变得温和,变得温文尔雅,变得有自信,变得朝气蓬勃。

如今,“1+1”教育博客平台、教师QQ群、“今天第二”专业成长群等成了崭新的互动场所,全体教师,乃至于学生都可以随时和“老凌”或公开辩论、或发表感触,或私信建议;同时,我还邀请了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参群,当有人在群里遇到教育问题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相互启迪,疑难往往就化解了。我倒乐得背个“凌扒皮”的甚至“老卵”,“牛皮大王”的“恶名”,给我们学校众多的青年才俊提供学习、成长的机会,使校园的风气为之大变。

这一切的肇始,都是我对标准教育模式的“叛逆”,也都源于我对自己责任的思考和承担。

最近我常常思考的是身为教师怎么看这些问题:

名校凭什么收门票。

一个区域,一所学学行政推动使用一种教学模式。

某县教育局规定,一堂课要打三次铃,一个是上课铃,一个是上课后15分钟提醒教师不要再讲了的铃,还有就是下课铃。

老师必须集中集体备课,集体备课中途如果要方便,须书面向年级主任请假。

有所学校规定下课以后哪个班的学生只能走哪个颜色的地砖。

有的名师在全国评选某某式的教师。

…………

因此,也常常招致一些谩骂甚至人身攻击。但我深深感到:一个教育人,之所以能独立于世,之所以可以让别人由衷的称一声:“他,是个教师!”,不再乎其技艺如何,不再乎其资历多深,而关键的关键,是他有没有为理想而动,为信念而生?有没有不为世俗而随波逐流,不唯权位而惟命是从?简而言之,他有没有活出一个“真我”来?贝多芬曾经宣言:“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贝多芬却只有一个!”每一个老师都应自豪地说出:“老师有千万个,而‘我’只有一个!”

所以,我这“叛逆教师”的三十年,其实也是独立教师、真我教师的三十年。夜还漫长,教育之路还很远,肩上的担子也未敢卸下,但我愿与君共勉:不妨做个“不听话”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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