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用科学的态度阅读《教育与脑神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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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文今天发于《中国教育报》标题为《用脑神经科学撬动教育教学》,当然文字也有改动。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4-09/18/content_423408.htm?div=-1

都说教育是科学,也是艺术。姑且不谈艺术,就谈科学,教育依赖的科学究竟是怎样的科学,有人说是教育科学。关于教育科学的定义一般是这样表述的,以教育现象和教育规律为共同研究对象的各门教育学科的总称,是若干个教育类学科构成的学科总体。这样的表述似乎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也有一种表述是说它是一门交叉学科,牵扯到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些莫名其妙。近20年随着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对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学界又诞生了一门新的教育学——脑神经教育学。国内引进的主要有华东师范大学大夏书系出版的《教育与脑神经科学》,以及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脑的争论:先天还是后天?》、《受教育的脑:神经教育学的诞生》等,其中《教育与脑神经科学》相对而言比较通俗,似乎更适合从事中小学教育的老师和普通家长的阅读。因为它在每个章节都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议和教学策略,也就是我们更为看重的操作层面的东西。

脑神经科学从遗传、环境和行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向我们介绍了有关生物神经学的知识,很专业,不太好读,但也不是完全看不懂,至少我在其中明白了以往许多有感觉但说不清的道理,比如为什么孩子的语言敏感会随着年龄变化而迟钝,为什么中学以后孩子的作文提高甚微,为什么早年学的游泳、骑车、武术等技能即便几十年不操弄,年老了操弄起来依然像个老手等等,原来都是可以生物神经学来解答的。

这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本质上,教师是“大脑的变革者”。也就是说,如果教育者能够充分掌握人脑是如何学习的,就容易在教育教学中取得突出的成绩。或许这也正是这本书吸引人的地方。本书的主要作者大卫·苏泽在谈及“人脑的结构与功能”时说:“大脑的物质世界与大脑主任的工作之间似乎存在着直接联系,进来对不同职业的从业人员(如专业乐师)的研究表明,某职业要求越复杂,从业人员脑中神经元上的树突数量则越多,而树突的增加使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增加,从而产生更多的学习成果果储存所。”(P11)这其实就是脑神经科学研究的一个经典结论——“用进废退”另一种表述。也就是说,学习和训练是可以不断激活脑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增加脑神经元上的树突的。从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教育的功能和价值也许就在这里。

其次,我以为《教育与脑神经科学》中对技术如何影响学生的大脑的分析,是值得我们这些教师,在当下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形下深思和改善的。作者认为“镜像神经元显然在目睹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时最能发挥作用,但同样显然也能对呈现人的活动的电视和电影做出反应”(P40),但作者坚持认为:大脑不可能“一心多用”,在意识只能关注一事,贪多必失。因为“认为生存而发展起来的遗传特性,就是大脑在一时只注意一事,以便确定此事是否威胁到生命,如果人能同时注意几个事情,势必削弱注意力,大大降低快而准确地判断威胁的能力”,尽管“当今学生周围,各种媒体唾手可得:手机、智能手机、多功能电视、MP3播放器、电影、电脑、电子游戏、iPad平板电脑、电子邮件、互联网等,8~18岁儿童每天平均与这些电子媒体形影不离”,“对孩子来说,他们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些信息含量大且急速切换的画面,能刹那间转移注意力而面面俱到,不过他们的大脑还是同一时间内只能关注一件事”,一心多用,乃是神话。(P23)作者提醒我们教室里的黑板日益被新技术取而代之,或许是必然趋势,“但电子幻灯所含的全部信息似乎顷刻铺满在屏幕上,学生不能像以前那样看着图标、公式、文字随着教师的手臂移动和肢体语言而逐一地呈现在黑板或投影屏幕上。有些新科技产品可能就是如此这般地限制了教师的传统行为,可这些行为对儿童的发展却具有我们未曾意识打的重要意义。”(P41)也就是说,尽管技术在今天已经是教育教学不可或缺的东西了,但实际教育教学工作中,技术并不是多多益善,合适的,才是有效的,反之亦反。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就是脑神经科学研究表明,运动是可以提升学习效率的。作者认为艺术和运动是提升学生学业成绩的最有效的途径,遗憾的是“许多学校大刀阔斧地削减艺术课和体育课,结果导致校园内使儿童尽情玩耍的欢快气氛消失殆尽。这不能不说是会令我们今后懊悔不及的生理悲剧,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明明知道,各种身体活动对发展和维系儿童的大脑功能起着关键的作用。”(P43)实际的情况时,我们许多学校管理人员总是将学业成绩的提升寄托在增加课时延长学习时间上,尽管或许我们也知道促使身体积极活动不仅可以增强体质,同时也是可以提升学业成绩的道理,但当我我们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就将这“科学”抛之脑后了。谁会思考通过削减体育课和学生课外体育运动来提升学生学习效率的方针是不明智的选择呢?我们的试卷就是需要靠时间和数量去打拼的。在分数面前,脑神经科学算个鸟!

再如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孩子的“偏科”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兴趣使然,然而神经科学告诉我们“一小部分儿童的确存在脑损伤,虽然这不影响一般智力,但会限制他们学习特定领域的知识”,因而当我们发现孩子某一领域的学习状况不理想的时候,还是应该谨慎地给他们下结论,而是要想办法弄清楚原因所在,如果确实因为是某种病症的原因所致的话,恐怕要改变的就不是孩子的态度了。
当然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或许远不止这些,但是我想作为教师还是不能将操作技术视为唯一的,更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操作技术。John T.Bruer提醒我们:心理-脑-教育的研究,“只是在搭桥,而不是在寻找基础。”其实,教育也是搭桥的活儿,教育本身其实并一定不能改变孩子的命运,如果有改变,说不定会导致他们生命的逆转。

我的建议是各位老师在阅读《教育与脑神经科学》的同时也读一读《脑的争论:先天还是后天?》、《受教育的脑:神经教育学的诞生》等,我的感觉是,脑神经科学和神经教育学,毕竟是新兴学科,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实践的验证,一味寄希望通过这本书提供的教学建议和教学策略来提升学业成绩同样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

Hideaki Koizumi在《受教育的脑》中有这样的提醒:“我们考虑一下未来的信息技术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诸如汽车与电梯这样的便利设施把我们的肌肉宠坏的同时,信息技术也可能宠坏我们的脑”。这让我联想到那句经典的论断:人们发明了工具,最终使自己成了工具的工具。当我们过度依赖工具的时候,人作为人的特性也就慢慢地弱化了。受教育的脑需要教育者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用进废退”的告诫。居里夫人说:“科学与技术是中性的因此它们被用于善途还是恶业完全取决于人性。

Kurt W.Fisher在《受教育的脑》中说:“心理、脑、与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必须谨慎地得出教育实践的结论,不能从脑的研究成果过度推测出其教育启示,除非有直接的证据来评价学习成绩,并能将脑与行为以及与实践联系起来。”其实其他领域的理论同样也不是就那么可以轻易地移植到教育领域来的,即便是某些教育理论与教育的实际状况也是这样。这原本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但因为某些有影响的人物的现身说法,或者某个机构的某种需要,恪守常识的往往就是唱反调的,而忽悠相反就成了常识了。

笛卡尔说:“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我们的心灵,使它得以对于〔世上〕呈现的一切事物,形成确凿的、真实的判断。”“人们的习惯是:每逢他们看出两个事物有某种相似之处就在内心判断中,把对于其一的真实理解同等施用于该二事物,即使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在所不顾。这样人们就错误地把科学和技艺等量齐观,殊不知科学全然是心灵所认识者,而技艺所需要的则是身体的特定运用和习惯。”

如今教育的悖论恐怕也在于将“科学”与“技艺”混为一谈了,人们总是将技艺上升为“科学”,于是门派林立,模式横空。谁还会思考让教育直抵心灵呢!

在这个“教育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作为教育者我们如何处置,其实不只是有没有定力的问题,更是有没有智慧的问题。杜威早就告诫我们理论只是个工具。各种各样的理论教育理论个教育技术的出现只不过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些理论和技术总是为应对具体的场景而生(当然闭门造车的东西不在其中的),万金油也不是万应良药,有没有用,怎么用,全在使用者。工具有没有用的关键在于我们的选择,不同的故障自然得选择不同的工具,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活人。
常言道,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各种理论与技术面面前的选择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阅历与见识,或者说是经验。所为的有用与无用,全在于我们有没有选对,有没有用好。我们在许多时候的问题在于遇事不够冷静而产生的情绪失控,影响了我们的判断。于是当一个“新理论”和“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变得异常兴奋与激动。许多麻烦就是这这么来的。教育者要想做点事情,首先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控制绝不是哀乐不行于色,而是要在各种情况之下,都能表现出积极与乐观。有时候甚至要学会苦中作乐。因为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教育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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