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兼容并蓄与乌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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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导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根本不存在人的认知意向对客体实物‘兼容并蓄’的可能。因为,欲试图在天下万事万物之间去寻求一种必然性的关联,就等于没有‘必然性’;把乾坤万象的重要性都提升的‘本质’与‘主流’的地位,就等于没有‘本质’与‘主流’”。生活中我们总用“兼容并蓄”来反对异见,我们也总是想将自己往“主流”上靠,或者干脆就将自己打扮成主流了。

孙隆基先生对中西方对“人”的定义分析说在根子上,西方存在主义主张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以“自我”的出现的时候,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而在中国文化中,人总是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是社会角色的总和,唯独没有“自我”。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我们这个文化的帮凶的原因了。因为我们是“社会人”。帮凶的主要表现就是平民与统治者的合谋方式:铲平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相互配合。

中国人欣赏的是一个人能否处处“做好人”,是否“老实”和“听话”。千百年来,我们就这样世世代代在这样的欣赏中压抑了天性与人性,以“做好人”“做老实人”“做听话的人”为准则,我们的所谓讲原则,说到底就是讲人情的原则,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就是说在人情面前法律就是狗屁!
因而中国人的“个体”只是一个“身体化”的,而非“人格化”的,这个“身”的特点就是“只要有口饭吃”,至于人格什么的,是完完全全可以不要的。这倒是事情,我们挂在嘴边的不就是管他谁做呢,我们这些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就是。于是,我们在许多时候信奉一个“忍”字,甚而至于还用“中庸之道”教训子孙和他人,久而久之我们就这样习惯了逆来顺受,做要命的还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就这样冠冕堂皇地扼杀了孩子原本鲜活的生命,让他们早早地老成了!

所以孙隆基先生认为:“一个文化如果将‘人格’与‘生命’都只是与‘身’这个臭皮囊认同的话,就很容导致乌龟哲学。”乌龟哲学一词貌似出于林语堂,林语堂先生《谈浪漫》一文中有言:“中国可产龟,但断产不出长颈鹿。因中国,颈太长是一桩罪过,人人执斧而砍之。惟有龟,善缩颈,乃得人人喜欢龟龄鹤寿,亦果然可能办到。是之谓中国式之养养生。”说白了,宿头是为保命,是为“东山再起”。说得好听一点就如道家的“归隐”,呵呵,比较现实,也比较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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