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学校教育应该教给孩子什么

当下中小学校课程尽管有所谓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之说,但实际的情况确是国家课程一统天下,因为中高考,考的只是国家课程规定的那些东西,于是所谓地方课程、学校课程就只是说说而已,充其量也就是为了应付验收检查,装点门面而已。实际的情况,就如教育哲学家内尔•诺丁斯对美国教育的批评一样“教育体统对言论和批判性思维的压抑很普遍。学校课程受到狭隘地、专门化地限定”。学校教育就这样处于“没有争议性问题”“没有批判性思维”的状态中。

表面上来看,时间毕竟是个常数,一旦将时间给了地方课程、学校课程,国家课程(确切一点说,就是考试课程)的时间必然会有所减少,谁还敢去冒这个险呢?但实质的问题是指挥棒往哪里指的问题。统一的课程、标准化的考试,看起来是出于科学与规范,其实背后恰恰是一统天下的固化的体制与固化的思维,其表征就是所有的学校一个标准,一种教材(看上去确实有不同版本的教材,实质上这些不同的版本依然是在一个标准下的),一个目标,谁也休想越雷池半步。正是这样的课程体系压抑了师生的思维,使得大家慢慢地丧失了批判性思维和创造精神。我们还在哪里久久地纠缠什么钱学森之问,岂不搞笑?

我们的教育就这样天天上演着口是心非的闹剧,一方面大谈“三个面向”、“为了每个孩子”、“为了民族复兴”……一方面却无视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教师和不同的学生的需要;一方面高喊为了学生的未来,一方面却不教授学生未来生活必须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如何独立生活,怎样与人相处为人子女、为人父母……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理论家与官员们总是鼓吹“没有教不会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家长和教师则有意无意地“热衷于控制学生,他们总是安排作业和学习时间,对未按期完成任务者实施惩罚,鼓吹勤奋、顽强的工作价值观”,孩子们就这样在方方面面的驱赶下奔命于形形式式的通往考试机器的路上。

内尔•诺丁斯在《批判性课程:学校应该教哪些知识》中指出,如果没有对日常生活中关于教与学、战争、持家、为人父母、广告、生存、与动物的关系、以及性别与宗教等中心问题的批判性思考,“教育一词实际上就变得没有意义”,而实际的教育生活中,我们哪一天不在干这样没有意义的勾当?看看今日之学校,哪有时间在关注这些,看到一位老师的微信说,开学了,看了一天的教师用书。开学了,能看看教材和教师用书已经很尽职了,谁会去想,除了教材和教师用书,我们还应该看些什么。谁还会进一步去想,除了规定的课程,我们究竟应该教给孩子些什么。我们一天到晚所做的就是“单边的传递:努力学习,获得高分,进入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赚许多钱,买大量的东西”,就是不会去想,我们今天所教真的是为了他们未来的幸福吗?教育的内涵就是这些吗?

无论中外,我们总是习惯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但就是不去想,无论是爱上帝,爱祖国,爱民族,爱集体,还是爱学生,爱他人,并不意味这不讲原则,不顾理性。是的,人是情感的动物,人生在世主要不可能没有情感,也不可能没有激情的驱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滥情与催情,不讲原则和理性的情感难免使人助恶,甚至作恶。学校教育有责任帮助孩子学会控制情绪,发展理性思维,形成向上的、积极的、公允的价值观,尽可能地避免感情用事。

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孩子未来的幸福,尽职的教师就不当教条式地对待课程与教材,而要尽其所能地收集与课程和教材有关的所有的材料和信息,并将它们呈现给学生,邀请他们共同参与批判性思考,尽职的教师不只是告诉学生是什么,更不是让学生去相信是什么,而要尽其所能引发学生在已有资源的基础上求证:证真或证伪。实际的教育生活中,我们缺失的正是这样的批判性思考,因为我们从未被要求过批判性思考,或者说我们也从未被允许过批判性思考,我们所接受的就是接受于服从,就是一个标准,一个目标,一个声音。所以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要求学生一个目标、一种声音。更为可恶的是,我们总是将那些有异见的同事与学生视为异类,千方百计的疏离甚至打压他们,迫使他们不得不循规蹈矩,回到我们的标准和预设的轨道上来。

从批判教育学的视角来说,好教育与好教师不应该追问学生是否相信什么,而要鼓励学生对所学课程进行思考和讨论。我们一直以来所讨论的教育与教师的价值和功能或许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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