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磊:笛卡尔的怀疑

Leave a comment

笛卡尔的怀疑

——评《我们怎样思维》之第一章

“我思故我在”,是大家所熟知的笛卡尔的名言,但为什么“我”之“存在”是基于“我”之“思考”呢?也许,细究的人就不很多了。石中英先生在《教育的哲学基础》中提醒:在笛氏看来,除了“我在思考”这一事实外,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任何东西是可以百分百确定的。很显然,他是怀疑一切的。

从“怀疑”这个词出发,我们同样可以抵达杜威对教育的思考。在他那著名的《我们怎样思维》的第一章中,作为基调的确立,他强调的反省性思维,即建立于“怀疑”精神之上。

这种“怀疑”性的传统,就好像西方人喜欢写《忏悔录》《沉思录》一样,也以某种理性而隐秘的批判精神被继承下来。哥伦布的航海,正是“怀疑”怂恿的结果,以至于连“常识”都统统需要重新审视,爱因斯坦亦有句留世的名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作为东方灿烂文明绵延五千年之久的中国以及中国人,恰恰在这一点上被儒家几千年来的人伦纲常所束缚住了,作为“人之初”时的质疑和探究能力,往往被等级森严的秩序强力和权力统治所蛰伏,所退化。所以,当时真正领悟至此的“明白人”在教育自己的后代时总是不忘强调:双日读经,单日读史。因为在“经”中可以看到礼义廉耻,可以看到“正能量”,教人向善从善;在“史”中可以看到人性之卑劣凶残,世事之无常多舛,可以看到“负能量”,使孩童初悉世情人心而常有戒备。可以说,这算是“怀疑”精神的一种曲折表现吧。

从“怀疑”开始,杜威总结说:“思维起源于疑惑、迷乱或怀疑。”但他同时指出,这种怀疑并非没有来由的妄加揣测或是无法确证的空论,而是具有某种“证据性质的”导向性,包括“指示、显示、预示、表示、代表、暗指”等。稍微熟悉杜威的哲学背景就知道,他的实用主义试图调和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或者说他试图超越由来已久的“二元论”,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大助力就是“实验”(经验之改造)。从现代科学的精神来说,“实验”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关键手段(故实用主义也称实验主义),其起源亦可追溯到有理由的怀疑和推测。相对来说,有足够理性作为支撑的怀疑,恰是我们中国人在西方文明精神熏陶下得到的最重要启示之一,如今课堂不断的强调“探究”“合作”,亦可算是教育中的明证。

这时,我们就可以提出本节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什么是反省性思维?从杜威的视角看来,它至少要有三个方面构成:连结性、目的性和对目的的检验性。

我们不妨可以将之与《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的“思维五步法”作个对比:

其一,联想(或“暗示”、“建议”),即心灵趋向一种可能的解决;

其二,问题,将所觉察到的困难或疑虑化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必须得出答案的问题;

其三,假设(或“臆说”),使用一个又一个的建议,作为解决此问题的观念或假设,并通过观察与其他工作,搜集解决此问题的事实材料;

其四,推理,对作为观念或假设的心理操作;

其五,以外表或想象的活动试验此假设。

显然,我们发现,这个五步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反省性思维的解读和升华,也可以说是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的跃迁。可以说,反省性思维是杜威用来观察教育的最重要的手段,也是他教育信条的支撑。他指出,“思维实际上是信念的同义语”,“对于任何信念或假设性的知识,按照其所依据的基础和进一步导出的结论,去进行主动的、持续的和周密的思考,就形成了反省思维。”

从“怀疑”开始,反省思维的内在组成,就连结性性和目的性来说,我们东方人都不缺乏,而与西方最大的分水岭就表现在检验性上(或者说是实验、观察、推理)。通过观察记录,而产生怀疑;而怀疑而提出假设,而再实验,再怀疑,再假设,直至确证一个事实为证。

所以,“怀疑”的真正精神,从来不是用“口”提出来,而是用“手”做出来的。这种“证实”或“证伪”的能力,是将“怀疑”转化成真正的有效思维的核心属性。因此,杜威多次指出,反省思维是要“激励人们去探索”的,是要“人们心甘情愿地忍受疑难的困惑,不辞劳苦地进行研究”的。

于是,在这里,我们就将反省性思维直接和“科学”挂上了钩,在世人推崇的科学主义中,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其著作《猜想与反驳》中提出“可证伪”(Falsifiability)的概念,即一切理论都需要在怀疑和解剖的放大镜下,提供被推翻的可能性。具体说,就是“科学理论必须是可被证伪,并且仍未被证伪的。”举个例子说:

A、B两人对于太阳升起分别提出了两种观点:
A:太阳从东边升起。
B:太阳从所有方向升起。
其中,A是可以被证明是假的,只要我们找到一次太阳不是从东边升起的情况,就可以证明A是错的了。因此它是属于“可证伪的”,可算作一种理论。但是B的理论可以说是完美,却根本找不到任何方法证明他是错的,只是一个伪命题,是非科学的。

由于人类的认识有限,经验有限,能获得的证据更是有限,所以,所谓的“证实”(即确定一个理论的正确性)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就好像牛顿的经典力学在量子领域失效一样),因此,卡尔·波普尔才引出了“可证伪性”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在本质上和杜威的主张是一致的,他在批评人们盲目的信念时说,“(信念)包含那些我们现时认为是真实的知识,而在将来可能出现疑问的事情——正如过去许多曾被认为是确实的知识,现在却变成了不过只是一种看法或者竟是错误的一样。”只有为“怀疑”找到了切实的证据,反省性思维才算真正完整。

有趣的是,杜威不忘提醒世人,要想持续地获得进步,就需要使自己始终保持在怀疑的状态——这样说,就和笛卡尔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了。也即是,怀疑,并不仅仅是作为反省性思维的组成条件,而是更接近于一种思维品质,一种科学品质,甚至是一种哲学品质。对哲学来说,什么是绝对的真实?什么是终极的唯一?这是永远可以追问下去的问题;而对科学来说,终极的理论应该是不可被证伪,它是全然的,纯粹的,完美的,但按卡尔·波普尔的观点,凡能被称为理论的(这里特指自然科学)首先必须符合可被证伪的条件,这样说起来就陷入了某种悖论之中。

其中,跳出这一狭隘的逻辑缠绕,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科学(更准确的说是真理)是永无止境的,我们所谓的“正确理论”都可以用证伪的眼光永远去重建,去修正,去微调;这是一个对真理的无限趋近过程,却无法真正达到。(很难想象,要是有一天人类掌握了所谓的终极真理,那接下来该如何定义“进步”呢?甚或,又该如何定义“神”呢?也许,随着宗教信仰的坍塌,价值体系的崩盘,伦理结构的溃亡,人类也将走到其尽头)既然科学是无止境的,那么作为科学的思维源头——怀疑,也必将是永恒的。

本文至此,我们不妨做一个杜威式总结:优秀的思维,来自于永不满足、永不停歇的怀疑品质,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探索、求证等外化的践行过程。思维的“反省性”,不仅是对西方文明精神的概括,也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应保持的视角和姿态。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