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磊:“药儿教育”的悲怆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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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西安的两家幼儿园给全体幼儿常年服用处方药盐酸吗啉胍片(俗称“病毒灵”),以提高“出勤率”。其中最早的,可追溯至2008年。随后类似事件,在吉林也被发现。一时间,舆论哗然,民众惊鄂,家长激愤,相关教育部门虽迅速处置,但孩子受伤的身体以及社会对幼儿教育信心的悄然松动,已无可挽回。

不难发现,此次事件中的两个关键词是 “出勤率” 和“处方药”。 所谓“出勤率”,是指孩子一天没出勤,幼儿园就须给家长退一天的钱。如此制度,将园方利益与之捆绑,理想的结果自然是“满勤”。而所谓“处方药”,是指“凭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才可调配、购买和使用的药品”,令人诧异的是,毫无资质的园方一次竟能购得数以万计的“病毒灵”,其中隐藏的利益划分和权利让渡难免不让人浮想联翩。

幼儿园,本是爱幼、护幼、育幼之所,如今却成了千夫所指的“药儿园”,“幼儿教育”也成了“药儿教育”。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回忆自己幼年上学时,有位老师每次总穿礼服来上课,他的解释是:“在我面对的学生中,将来可能有人会成为国家的领袖,所以,我要尊敬一点。”感慨的是,我们今天的幼儿园里,也一定会有明天的政治领袖、文化精英和经济巨擘,更重要的是,还会有无数个共同托举起这个国家的普通公民,若我们今天以“药”治教,以“利”治人,以“欲”治心,那千秋之后,何以面对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药儿教育”正在斫断民根,自毁长城。有报道说,此举的原因之一是幼师的待遇相比中小学教师差了很多,况且还是“体制性问题”——西安之外,吉林不也有问题吗?但读者诸君不要忘了,待遇可以影响工作积极性,可以扭曲职业伦理,甚至可以辱没师德、亵渎师道,却难以泯灭人性和良知。体制可以钳制、压制、宰制,但它再十恶不赦,也无法自己作恶,而需靠人去完成。准确地说,我们就是体制的一部分,体制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对它的改善、改良和改革,还是需从每个人开始。实际上,除了作为敷衍的借口外,体制早已同“沉默的羔羊”,任人指摘。

那“药儿园”是谁造成的?很不幸,可能就是教育。因为我们的教育混合着工业的效率崇拜和商业的盈利思维,很多时候还讲教育产业化、集团化、优质化。当然,这样做也并非全无道理,只是教育在关心“人”的本身方面——比如人性、生命、健康、权利、尊严……还远远不足,所以才会出现将孩子当做农舍里鸡鸭牛马的现象,随意灌药,集体免疫,蒙骗利诱,胁迫强制,都在所不惜。回过头来看,那些胆大妄为的园长、助纣为虐的校医,包括怯懦的教师、保育员们,她们当年不正是作为“产品”,从生产线上出来的吗?她们现在做的,也只是按程序重新加工“产品”而已。

所以,抛却道德批判和人性弱点,“药儿教育”是我们自种的苦果,只要有一天教育依然坚持实利化、工具化的趋向,只要有一天没有回到对“人”本身的尊重和敬畏,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停止。

犹太人有句格言:“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不管是教育,还是医疗,本质上都是救“人”的,但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得先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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