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磊:咫尺里面有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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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教育观里,彼此同进师门,共受学业者互称为“同窗”。这一“荣衔”,不管生老病死,无论贵贱尊卑,足能纵跃时空地将两个或数个人的命运维系上;有时候,若用之于关键人物身上,可起到扭转局面,乃至改变历史的效果。这一点,老辣的政治家、谋略家或军事家们,早已屡试不爽。

但没有人想到的是,近代以来,随着班级授课制的确立,“同窗之宜”固然可贵,却毕竟处于一室;若两人同坐一桌,左右之间,不过咫尺,什么嬉笑怒骂,什么爱恨情仇,都彼此烂熟,毕业之后,更常成为那段青涩岁月的见证。可以说,从“同窗”走到“同桌”,其意义可远不止空间距离的拉近,而是在人生后来几十年的岁月中,总有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在心中念想,这个“最”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窗”所能替代的,而是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自己。

我小学年代,同桌都为异性,从初中开始,因为老师担心某些人尽皆知的“问题”,同桌则一律换成同性了。但即便二十余年后,我依然记得小学时代的同桌,以及彼此间关于“三八线”的“战地盟约”,关于“以物易物”的“贸易守则”、关于“审美”的“价值冲突”,甚至在五六年级,还出现了对人类情感微妙变化的初步观察和体会。的确,那是一个“小大人”辈出的时代,所谓之“大”,至少有一点表现在个人对与异性交往上的经验、自信和成长。比如,因为性别不同,男孩子的线性、逻辑性、结果性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们数学更优秀),总和女同学感性、直觉性、过程性的思维习惯(所以,她们语文更佳)产生错位,这种基于纯真天性的错位,又往往演绎出或温馨美妙,或暴风骤雨,或惊愕哑然的一幕幕人生戏剧。所谓的学校教育,从这个层面上说,又被赋予了重新的意义。

这种童年时代的两小无猜、刚柔互济,回过头来看,其实是一个人心性养成时不可或缺的营养,让男女学生在语文数学的汲汲攀援之外找到了新的平衡。亚当·斯密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之首就指出“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秘密,而在社会学上,“分工”的价值也是备受推崇,其实真正回到教育中看,同桌的男女学生作为一种利益共生,在不断碰撞和交往中,达成了各自不同的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也就是形成了某种内化于心的“分工”。让人难以觉察的是,这样的“分工”具有终身性和不可逆转性,有人一辈子从中受益,也有人一辈子走不出阴影。

我的中学阶段,同桌虽是同性,但分类却极不相同,有学业优异且风姿飒爽的“高帅富”,有克勤克俭却经营惨淡的“杨白劳”,有仗义执言血气方刚的“纯爷们”,也有随波逐流不置一词的“闷葫芦”。实际上,从朝夕相处中,从眼耳鼻舌身意中,会让人清晰地感觉到他们身上独特的人生阅历和迥异的文化背景,且处于不同的参照系下,我们对未来,对人生,对事业的描绘也在一次次的反省中逼近客观和真实。“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的这句话,以不断的夹逼之道,催人警醒。

事实上,当人的心智渐开之后,同桌作为人生的伴行者,学业的分享者,潜移默化中拓宽了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当然,对对方而言,也是如此)。如果说小学时代的同桌能助力于完成一次自我认知的话,那么中学时代则大大加深了“我”与世界的认知和融入。当每一个新同桌进入个人的视野时,也即等于世界向我开启另一道门。这道门将原本抽象的“天资”、“才情”、“识见”、“品性”等逐渐明晰化,我会不停地遭遇到来自固有经验范围之外的窘迫、兴奋、紧张和惊喜。

比如,我那时喜欢打篮球,偏爱其中的速度和技巧,但有一次同桌带我去溜旱冰,当第一次见到有人穿着旱冰鞋惬意而潇洒在舞池飞驰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对,就是它了!”在随后的一年里,我随着同桌学习,摔了无数的跤,但一直“痛并快乐着”,即使后来毕了业,来到其他城市,还是喜欢寻找溜冰场,感受每一个在风中呼啸而过的瞬间。只是后来,这项运动实在没有让我看到自己的天分,反倒成了某种怀念旧时代的符号。

当然,“怀念”并不是我对中学同桌的唯一评价。几任同桌的更替接换,如果从整体上看,他们在帮我理解世界复杂性的同时,也保留了难得的简单性。“世界,是复杂的简单”,成了我后来笃信的人生判断之一。所谓的“简单”,就当时的年纪来说,就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名相的友谊,以及在其之上的精神分享。尽管这种“友谊”兼有“狼狈为奸”的“传小抄”“把风”等“作案分工式”的不谙世事之处,甚至还因激烈的矛盾而引发口角、肢体冲突的短期波动,但纵观六年的中学教育,基于共同对进步和未来的理想,少年疏狂的我们不畏种种制囿,可以说将每一份付出和成绩都化成了对彼此更为坚实的鼓励。——显然这一点,不管是“发小”,而是普通的“同窗”,都是无法胜任的。

爱因斯坦说,“追求真理的愿望必须优先于其他一切愿望的原则”,而那样的纯真年代,这种在成人看起来头脑简单的单纯追求,恰恰是我们成人后再也寻不回的东西。从教育的角度说,新课改的理念也好,名师的现实主张也好,都强调对学生的学习,比如李希贵的“学生第一”等,归根结底,都是对那一段“花季”、“雨季”的尊重和致敬。

我到了大学时代,班级授课制依然普遍实行,却没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同桌”了,一切满璞归真,一切归为自由。不过,以个人的观察来看,很多人依然保持着中学的习惯,喜欢有一个“桌边人”作伴,喜欢有个能倾诉衷肠的对象。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刚开学时,不管教室里的桌凳如何布局,也不管新同学是否相熟,很多人就座时会很自然地以“桌”为单位,两两相临(尤其是女同学),互成一组。我那时的教室布局恰好和中学相仿,只是整个空间更大,更敞亮。大家的座位排布虽没有强制的规定,却有着潜规则,每个人基本都只坐自己的位子。在这一点上,活泼调皮的男同学有时候还能换换位置,但不少女同学一学期下来竟只有一位“同桌”!

可以说,当一个人心智成熟后,“同桌”的概念非但没有消失,而是得到了泛化和内化(众所周知,小学、中学时代的“同桌”都是被指定的),每个人开始本能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同桌”。到了大学二三年级,这种“寻找”又进一步演变和发展,超越了“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人”之狭义的“同桌”,可能会嬗变成“情侣”。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情感世界开始前所未有的丰富,这之中,除了心智、年龄的关系,也有其过去经验中小学时代的那个“同桌”的所有馈赠。

于是,整个大学四年,糅合了小学和中学时代关于“同桌”的所有理解和经验,终于在应试压力的释放后,慢慢发酵,慢慢凝聚,慢慢成型,直到作为一种关于道德、友谊、爱情、人生的完整价值观,被逐渐成熟的我所继承。有时候,我很难假设——如果失去曾经的某个同桌,自己现在会不会飞得更高,或者走得更远;但我可以肯定,“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命中的每个过客皆有意义,更别说那些近在咫尺的心跳和呼吸。

今天,随着所谓“小班化”的需要,或者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让学生分桌而座,各自修为,两不相干。也许这对“应试”是有帮助的,对“观瞻”也有所助,但泯灭“三八线”之后,也就生生割断了一个世界,一个在有些人看来不屑一顾的世界。

咫尺里面有乾坤。为孩子们祈福。

(发表于《福建教育》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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