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磊:暑假来做”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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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霸”,多数人对自己学生时代的美好记忆,都是与各种“假”相联的,比如周末、月休、过节等。在今天的教育场域中,“假”的意义被放大了,因为只有它,才多少能够消抵那令人无处遁逃的应试压迫;而所有“假”中,最被人期予厚望的,就是暑假。

这段漫长的时间,按有些学者的说法,可以通过“经典重读”“原著回归”等方式为学校教育的功利、偏颇、乃至悖谬之处“解解毒”,这当然是好的。但从学生群体的广度来看,不可能人人都幸运地有做学者、教师或作家的父母,于是,人们不得不要问:当应试的钳制终于有所松动时,学生的暑期教育又该如何进行?是放任自流,还是继续“填鸭”?

先不忙回答,我们可以找找参考——比如,看看陶行知先生在民国时代的做法。当时国势衰微,学生常常处于半学半休的状态,农忙、战争、游行、革命,任一因素都可“放假”。那陶先生怎样实施教育呢?对,他有件秘密武器:生活教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生活”本身来与教育对接,而在实践中,他又独创了“小先生制”,即学生就是小老师,通过他们来传递知识。陶先生有句很耐人寻味的话:我不是在教授学生知识,而是教他们教别人知识。于是,一个个团体,一所所学校,在这样极具主人翁姿态的教育自觉中慢慢地成长起来。“生活”和“自觉”,就是我们从生活教育中得到的秘密,而这两点,恰好可以在摆脱班级授课制的束缚下灵活运用。

受此启发,临到暑假,我们就根据学生住地的远近,以6至8人分成若干小组,一周一聚地做主题沙龙。每组成员轮流当“小先生”(通常以一周为限),他在活动前需准备好两件事:一,结合生活和学科,设定讨论主题;二,安排各成员的任务。这对于习惯了听命老师的学生来说,既新鲜,又充满挑战,还能过过做老师的瘾,所以,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

我们在设定任务时,特别强调:每周的聚会绝不是讨论暑假作业的答案,而是做一点书本之外的“无用功”,活动场所可以自选,但“主题报告”(众人的成果)须尽量与学科保持一定的联系。

这样的“生活教育”能不能做成?我们开始也很担心。于是,便让各组将沙龙地点汇总,我们瞅准了时间,跟踪了其中一组,前去做人家的“学生”,听听“小先生”的“公开课”。集合地是镇上的一家咖啡馆,不过,“小先生”见我们人到齐了,却说地点换了,一路神神秘秘,直来到本地最著名的佛庙“香光寺”才停住脚步。只见他与入口处的僧人招呼了一声(其实是事先约定的)就带着我们鱼贯而入。原来,大家此次讨论的话题是“宗教与生活”,并已事先在网上查了这里的历史、建筑、文化。“小先生”在一旁听大家的发言,遇到含糊的地方就补充两句,可见“备课”确实很用了心力。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小先生”还特别聪明,邀请了一位老僧人过来,现场给大家解惑。

“这对学习有帮助吗?”我故意刁难。

“有啊,不正和历史挂上钩吗?”他很狡黠。

“这里清静,有文气,的确是个好地方——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我再问。

“从小我就住在旁边,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第一次活动结束后,让人真切地感觉到“小先生”一点都不比逊色于我们这些“大先生”。无论是待人接物、社交,还是组织、协调,包括自学和联系实际的能力,都是校园的围墙内所见不到的。生活的奇妙绚丽和不可预测性,更是让我们这些自诩读过几页教育学、心理学的人愧颜难当。

其后的数周,有利用乡土特色,参观本地“蓝印花布厂”,回家后利用化学知识制作科普小简报的;也有文静些的“女先生”,干脆就选择某个同学家里,以文学名著阅读和高考作文为题,众人畅所欲言的。8月下旬,有一小组主动和我联系借学校实验室“做葡萄酒酿造”活动(本地盛产葡萄),那天,连班主任都顶着大太阳赶来,边在“小先生”的指导下“自产葡萄酒”,边拍照、记录,形成完整记录,最后大家从生物课的角度做了集体评述。

一个暑假下来,各小组总能想出不少花样,翻新地“复习”各科知识。从另一个角度看,每人所得的,与其说是知识,倒不如说是一次次“知行合一”的社会实践。陶行知先生认为,真正做生活教育需要“六大解放”——脑、手、眼、嘴、时间、空间。这六点,当学生走出学校大门自己做“小先生”,当他们走入社会自己“教学做合一”,其实都毫不费力地做到了。

每个人,都是教育的主导者。漫漫暑日,我们不必再担心学生会虚掷时光,我们仅仅要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方向,让他们自己行走,自己感悟,自己总结。“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当我们解放了他们,教育,就真正变成他们生活、生长和生命的一部分了。(《教师月刊》2014.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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