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佳琦:这是我心里最好的老师

1979年,我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父母都是“文革”中的“老三届”,上山下乡归来,他们都考上了当地的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了中学老师。我每天耳濡目染的都是学校里的事,长大后当老师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生性喜欢挑战的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冒出了跳出师范的念头。大四上学期,我边在周末参加各种招聘会,边在一家出国留学经纪公司做文员赚生活费。像电视剧一样的白领生活让从未进入过职场的我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但很快,类似《杜拉拉升职记》里的各种职场斗争让我傻了眼。

工作两个月,部门经理对我说,其实你看现在公司里做得不错的几个部门主管也还是北漂,户口都没有,这个工作也不是很稳定,如果有更合适的地方,你也不妨考虑一下。于是,在各种招聘会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为了尽早把户口落下来,我签了一所职业高中。

“教育”的力量

最初,学校让我教高二两个体育班和高一两个幼师班的语文课。我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有足够的自信,并且根据学生接受能力不断调整授课难度,再加上幽默风趣的说话风格,很快赢得学生的信任和喜欢。因为不当班主任,平时跟学生的关系也很好。

第二学期,我就开始当班主任了。事事要强的我决心让班级的各项工作都成为全校最好的,而这个“好”的标准就是学校的评价标准。一旦出现扣分或任课老师跟我告状的情况,我就会跟学生发火、生气——以教育的名义。

那段时间,我们班出现了中途辍学的大姐大,出现了有心理问题的“小偷”,出现了常常“生病”的娇养儿。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听告状,解决问题,在教室、办公室和德育处之间疲于奔命。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与学生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大。同事们对我投来同情的目光,我越发感到自己的委屈和不易。

记得有一位男生小贾,是各个办公室的常客。各种“问题学生”可能犯的错误,诸如迟到、不写作业、交女朋友、逃课等等,他都会沾边。因为脾气好,不耍小性子,老师说的时候不顶嘴,他就总能得到所有老师的“教导”,以“为你好”的名义。

小贾同学就这样被我们“教导”着,毛病越来越多。屡教不改后,我听了其他老师的建议,决定找家长。这时,我才知道小贾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妈妈一个人把他带大。听她说话就能感觉到,她对孩子的管教基本上是无效的,又因为觉得离婚这件事对孩子有愧,所以总是用过度补偿的办法来满足孩子各种不合理的要求。但那时的我没有能力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而发现孩子的真实需求,更好地帮助他。凭着本能,我对这个妈妈充满了同情和关爱之情,并认为孩子应该体谅妈妈的难处。在他又一次犯错的时候,我把他叫过来,跟他谈话。与以往不同,我在这次谈话中相当动情,让他体谅妈妈的不易,说着说着哭起来了,而他似乎也有点悔悟之心。看到他“悔悟”的样子,我很满意。我感受到了“教育”的力量。

我还没有从胜利的沾沾自喜中走出来,小贾又接二连三地触碰了n次底线。我迷惘了,更愤怒了——这孩子怎么能这么伤我的心!我不是已经教育过你了吗?终于有一次,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我当着他妈妈的面,拿起班里的拖布杆朝他头上打去。他妈妈一边拦着我,让我消消气,一边骂孩子。小贾一气之下离开了教室,我还觉得自己很有道理!

幸亏这个班我只教了一年半,没有以“教育”的名义制造更多的伤害。即便如此,离开之前,我翻看学生们的周记,还是发现,有一半人极其拥护和喜欢我,另一半人,简直恨透了我。

她真错了,还是你觉得自己没面子?

因为感觉自己的英语水平下降得很快,也因为那一年半失败的班主任经历,我想换个环境。新学校也不是重点高中,但我是作为实验班的英语老师被聘用的,这多少让我找回了一些尊严和自信。我花了5年时间巩固自己的英语专业,并开始有了正式的职业规划和理想——要做一个还不错的老师。虽然也想成为优秀,但那个不顺利的起点让我不敢有如此奢望。

5年后,我被安排中途接一个班的班主任。从这个班开始,我有机会把这几年对班主任工作的思考付诸实践。期间,真正促使我开始反思的,是几位让我感觉不顺的学生。

花花是一个行为举止总是很出格的女孩,学校只要没说穿校服,她就穿条热裤秀性感,上课时,她的桌上永远有镜子、梳子、纸巾,以及各种零食、水果,随时想吃拿起来就吃。所有老师对她的印象都不好,大家一致认为她简直是太散漫了!而我对她的反感还有一个原因——她上课总是打断我,挑我发音的毛病。花花家里比较重视她的英语口语,所以从小就给她请外教,她发现我有发音不准的地方,就会随时指出。其实,按照很多老师的想法,她肯定有毛病,批评纠正她就是了,更何况又不是我一个人不喜欢她,我完全可以非常理直气壮地讨厌她。

但也许是因为我不甘心班里有一个学生总是让我难受,我走进了学校心理老师的办公室。心理老师听完我对花花的描述后,只问了一句:“你真的认为她做错了,还是觉得自己没面子?”

这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我所有的反思几乎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在心理老师面前,我居然有勇气承认——是我觉得自己没面子。她笑了,说剩下的事情你应该自己能想清楚了。

的确,当这层纸捅破后,我发现其实敢于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我不喜欢花花上课随意说话,那是因为我在教学上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我不喜欢她的散漫,那是因为我也是那么一个喜欢散漫而不喜欢规矩的人;我不喜欢她桌上堆满零食,那是因为我骨子里的师道尊严还需要用浅层次的方式来证明;我不喜欢她穿热裤、秀性感,那是因为我已经把她当作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来嫉妒了。

想清楚了这些,我对花花的看法开始慢慢转变。我发现了她很多优点,甚至有些是以前我认为的缺点,比如她其实活得很真实,不矫揉,不做作。她喜欢张扬,就毫不掩饰地张扬;她喜欢被男生喜欢,就会用尽各种办法吸引异性的眼光;她就事论事,不记仇;她有不同见解一定要说清楚,要较真,不敷衍。这些本来也是人性中最自然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因为一些学校的所谓规定而讨厌她呢?

花花也看出我对待她跟其他老师不同了,于是我们成了互相欣赏的朋友。

有一阵子,花花喜欢把头发梳得高高的,像一根朝天棍。学校德育处的人让我找她谈话。我问她:“你觉得我的审美怎么样?”她看了看我,不知道我什么意思,稍微想了一下说:“还可以,怎么了?”“我觉得你头发这么梳不好看。”“是吗?我觉得挺好看的啊。”“嗯,看起来太张扬了,会让别人感觉不舒服。”她不说话,但明显眼神里写着谁爱不舒服谁就不舒服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继续说:“其实,你不需要用这种发型来表现个性了,你本身长得就很亮眼,我是说,很突出。我比较喜欢你梳短发或者按正常的高度梳一个马尾的样子,很清纯,可以把你行事中比较张扬的部分柔化。”她有点害羞地笑了。我知道这些话让她很受用。又问:“你喜欢染黄头发的女孩吗?”她脸上立刻露出鄙夷和厌恶的神色。我说:“其实染头发的女孩也并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女孩,但很明显她们给你留下的印象不好,对吗?”她若有所悟。“你的发型也一样,尽管我知道你很好,但是别人看到这么怪的发型可能会产生不好的联想,我们没办法跟每个人证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何况,每次要设计这样的发型也会分心,现在实在不是时候,你说呢?”她的表情变得柔和而坚定,跟我说:“老师,我懂了。”从此,她没再梳过那样的头。尽管她还是会找其他的方法来稍稍犯规,但是我能感觉到她通过外表博人眼球的尝试越来越少了。

我不想用交锋或较量这样的词,因为其实从始至终,花花都没有故意要挑战,而我开始想要迎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把她当成了假想敌,或者说其实内心那个不完善的自我才是真正的敌人,而她不过是那个“自我”的投射。

所以,跟花花的交往算是一个里程碑,我从此找到了突破口——一个发现自我的途径。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不仅接纳了班里的每个学生,连以前毕业的学生留给我的“坏印象”也一一清除了。那个因为作弊而让我十分不耻的女孩,那个顶撞我并在学校贴吧里说我坏话的男孩,那个虚伪作假、急功近利还有些同性恋倾向的班干部……都让我看见了我内心不为人知的一面。

起初,这些发现会让我很没面子,但因为是跟自己交代,所以我无需掩饰,无需借口。我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身上的毛病是如此之多,所以才会在每个教过的班里都有不喜欢的学生。我也窃喜地悟到,这种自我纠错的方式还是蛮让人愉快的。因为没有其他人对自己指手画脚,我不必把精力花在敷衍或对抗上,所以进步很快。

进而发现,通过学生这面镜子看到自己的问题,并有勇气去面对和完善,对学生来说已经是很好的教育了。一个活力四射的教师不会抱怨学生太过沉闷,因为她有足够的生命激情感染学生。我们常常抱怨的那些事、讨厌的那种学生,往往就是促使自己改变的节点。

走出教室里的乌托邦

家里从1984年起,几乎没断了订或买《读者》,所以,这本杂志基本上是我成长的心灵鸡汤。从中学到大学,除了读过几本世界名著和当代小说以外,教育类的书几乎没读过。工作后,除了那个省时省力的《读者》还在坚持买,有很长时间不看书。忙着结婚,忙着生孩子,忙着调工作,忙着休息,就是没时间看书。2008年到2009年,我开始接新班做班主任,再加上女儿两三岁了,很多问题暴露出来,我又有读书的冲动。那时的读书基本上停留在“术”的层面。为了女儿,我看《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会说》《爱与自由》《遇见未知的自己》等等。为了学生,我看《班主任兵法》《问题学生诊疗手册》《做一个专业的班主任》等。

2011年底,一次不经意间浏览网站,我看到一个面向全国班主任的QQ群正在吸纳有志当好班主任的老师,我看了一下介绍,发现不是什么人都能加入,而且群规比较详细和严格,觉得这应该是个可以学到真东西的群,就填报了申请表,还算顺利地加进去。当时我对教育界的名师知之甚少,碰巧知道李镇西,而我发现居然他也在这个群里,突然感觉专家原来可以离我这么近,我欣喜若狂。群主注意到我的发言,并称呼我为志同道合的人。很快,我也得到了其他老师的肯定。这些来自外部的评价让我自我感觉超好——其实我也不简单啊!

这个群每个月都会定期推荐一些书,让写书评。我从此知道了尼尔,知道了克里希那穆提,知道了帕默尔,读了卢梭、杜威、苏霍姆林斯基这些大师的作品,让我知道原来我学到的“术”是基于哪种理论,又可以如何升华至其他的教育活动中,我对教育的理解更深了一些。但我的阅读和思考还都还只停留在教育的圈子里,因为我当时也认为,老师不要管那么多政治和社会问题,一样可以建设教室里的乌托邦。

2012年3月,我在网上认识了Z老师。本来得意洋洋的我,在他面前一下子变得矮了起来。经过几次聊天,他说我不同于一般的女老师,思维像男人,有逻辑感,还算可教。然而我读书太少,所以思想还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上。关于教育,他说除了范美忠、魏勇、蔡朝阳和郭初阳几位老师之外,其他的人都不值一提。我当时想,这人也太狂妄了,但看完他写的文章,我知道他的胆大是因为艺高而非无知。

那段时间,我十分矛盾。面对群里刚刚熟悉的各种专家,还没来得及表达崇拜之情,就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群里成员每天传递的都是励志、激情、爱国,而Z老师则告诉我这个社会存在的太多问题,让我每天处于两种思维剧烈交战的水深火热之中。他给我推荐的熊培云《重新认识社会》更是让我每天神情恍惚,我不敢相信一直以来相信的事实怎么会是这样,我也渐渐明白为什么年轻的我会有那么多纠结和不羁。

我对社会的了解越来越深,但离身边的人却越来越远。我肆无忌惮地抨击在群里看到的虚假和形式主义,直击教育中各种肤浅而昏庸的现象。面对教育圈里的种种乌烟瘴气、马屁横流、天雷滚滚的“造神运动”,我写下两篇观察:《“名师”是怎样炼成的》《如此专家》,发到网上,群里其他老师都觉得我疯了。

这种非正常状态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煎熬了一个月后,我放下手头所有的书,开始沉淀。我不再把让学生因为怕我或爱我而学习当成一种理想。我知道学校教育的力量何其微弱,若是离开了对社会的认知,教育便如同沙上筑塔,肤浅而脆弱。

对于Z老师,我也随着对他的一点点熟悉而不再那么崇拜。他从我的神坛上下来的时间大概是三个月,而这并不让他失望,反而是他希望看到的。这点比很多有意造神的名师强得多。我仍然会读他的文章,但已经开始不自觉地进行批判。他对国家社会方面的认识要远远高过我,然而他在班级管理方面更多是一种形而上的认知。当我意识到自己敢于批判他的时候,我知道我又成长了一些——突破了那个“崇拜一个人便崇拜他的一切”的瓶颈。

我渐渐认识到,给自己精神成长带来重大影响的人,都只是一个媒介、一种催化剂而已,只是帮助我打开一个新的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人格和精神上真正的站立和生长,需要靠自己来完成。把自身意义价值和权威人物的评价绑在一起,是对自我的矮化,放弃了对自己的责任,更是脆弱而危险的,今天轻轻松松地被这个专家“折服”,明天也能随随便便被另一个“名师”感化。

重建教育的乌托邦

接下来的日子,我在网上认识了更多的老师、朋友,更多书籍在我成长道路上留下印记,然后又不断被超越。总是在叩问自己的心灵需要什么样的养料,然后努力搜寻,欣喜,仰望,吸收,提升,超越,然后继续下一程旅行……

潜滋暗长的力量让我在兜兜转转间再次回到自己职业规划的起点,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满足于做一个不错的老师,是的,我不但想成为优秀,而且想成为最好的。一位学者曾经说:“正是在教育确认人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和终极目标的意义上,在教育确认联合国成立时宣布的那些理想的至上地位的意义上,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了‘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这一命题。‘必要的乌托邦’意味着教育必须具有一种着眼于未来的精神。”基于这种对教育的乌托邦的迷恋,我以自己在一次公开课上写的下水文,来表达我对未来自己形象的憧憬:
她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师,因为:

他们知道生命的价值–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

她所有的学生都找到了生命中的兴趣所在。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和能做什么。

她所有的学生都能自食其力而不是依靠父母。

几乎她所有的学生都知道怎样经营婚姻,并过着相对幸福的生活。

她所有的学生都受她影响,终生享受阅读的乐趣。

她的学生中,

有些成为某些领域的领军人物,

有些凭借其伟大创造改变了世界。

她并没有教给学生什么,而仅仅是帮助他们发现他们身体里潜藏的宝藏。

她所有的学生都自信地认为他们的成就是靠自身努力获得。

她自己亦不认为学生的幸福生活是因为她的存在。因为她收获多多,乐在其中。

她保持教书的热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这是我心里最好的老师。

我要成为像她这样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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