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磊:中国式拆迁下的教育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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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人的眼里,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稳步推进,“拆迁”一词总是捆绑于利益的博弈、矛盾的交织,以及新秩序的建立、分配、稳定之中,几乎可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但如今,这个“缩印”正将杜威称之为“雏形之社会”的学校裹挟其中,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危险的失衡和尴尬,不得不令人警觉。

近日,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与贵州大学人民武装学院等校的837名大学生,在每人80元报酬的诱惑下,摇身一变而成“城管”,参与了由当地政府部门主导的拆迁活动。

事发后,相关学校矢口否认,表态说“如果查出有学生参加,学校会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处罚。”但事实上,据相关报道,拆迁方的接送车“新国线旅游”是在学校食堂门口接人的;相关的“招人”信息也是在班级QQ群中流传,而学校对此是有监控的;更有甚者,据了解,类似的活动,在近5个月中,已经出现了6次……我们在对上述一条条线索的梳理过程中,不难发现:即使拍着胸脯说得言辞凿凿,但在面对让既无拆迁经验又无安全防范的学生充当“安保”、“城管”等角色的“中国式拆迁”时,学校恐怕是难辞其咎的。在本次事件中,政府部门给安保公司的费用标准是人均300元,除去餐饮费和车费,该付给其余7家小公司的价格是人均250元,但实际上,学生能拿到手的,只有8090元。所以,在这条“政府部门—保安公司—包工头—大学生”利益链中,处于最下游的大学生,就成了所有人眼中的“香饽饽”,此类事件又一再上演。

于是,我们就自然会想到,既然存在一定的利益输送,那么学校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比如,在本月12日的行动中,有学生看到“一位老师带学生参加。那是一个30岁左右、身高1.6米、染棕黄色头发、体重约110斤的女性。”如此一幕的出现,彻底将人们心目中的“教师”的形象、“教育”的形象击得粉碎,“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职能和“树人立德”的教育宗旨,在这些人面前,都不过是过眼浮云。他们丝毫不在乎自己身负的使命和责任,完完全全在利益的驱使中,放弃了个人的职业底线和职业论理。

最后,大学生本身集体无意识式的自甘堕落,也不得不看做是我们教育的悲哀。有人评价,现在的大学生习惯于一方面在网上做抨击时弊、辛辣讽刺、挥斥方遒的“愤青”;另一方面,他们换过头,立马“就被80元给收买了”,成为自己抨击对象的服务者和代理人。在他们的眼中,充当出力少而获利多的“学生拆迁军”是完全独立于学校教育之外的个人行为,仅仅是“赚外快”的一种形式;但殊不知,在此过程中,他们已被悄悄地绑架,在一个名为“利益场”的现实操控中,通过学会欺骗、伪装、抽利等形式,过早地建构起扭曲的事业观、价值观,乃至人生观。年轻人原本单纯而坚定的求知心、上进心,恐怕也在那“隆隆”的拆迁声中被一并铲除了。

那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或者说是其代理方,为什么选择让大学生参与其中呢?其实,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劳动力成本的低廉。是装聋作哑的不作为,是事后诸葛亮的惺惺作态,还是义正词严的拒绝,选择时刻将学生的安全、学习、生活放在心上?答案已不言而喻。于是,我们不妨再进一步的推论: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是否尽到本分,为何之前没有及时发现并制止相关学校的此类事件,而是听之任之,以致形成今天如此蔚为大观的“学生拆迁军”?这背后,恐怕折射的是一种“拆迁式教育思维”——我们的就这样一次次被“拆迁”得“鲜廉寡耻”了。

退一步说,教育管理部门或学校失察姑且不论,而在活动现场,竟有教师亲自带队的身影,这实在令人汗颜!每一个环节的“失声”甚至助纣为虐,直接促成这场闹剧的上演。我们要知道,在这场中国式的大拆迁中,被拆去的绝不仅仅只是违章建筑物,更有我们教育的基石和血脉!但愿所有教育人能在此反省中,革除陈弊,自新自省,重建起教育大厦的辉煌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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