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也说“好课”

关于怎样的课才算“好课”,专家们已经说得很多了,但真正得到人们认可的“好课”究竟是怎样的,至今依然是莫衷一是。其实,作为教师,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好课的理解,作为从教三十多年的老人,回顾自己上过与看过的课,总觉得称得上“好课”的不外乎这么几个“有”,首先是有人,其次是有料,再次是有趣,还要有变。如果浓缩一下就是要有味,能让人回味无穷的味。

所谓“有人”,说的是作为一位教师,应该努力从教育的本原来认识我们的课堂,教育是面对人,帮助人的生命生长的,着眼生命生长的课堂,必然是基于学生实际,要从学生生命生长需要出发的。《一所称作学校的地方》的作者古德莱德在观察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告诉我们,学校教育的理想期待是:“期待学生们了解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在尊重、信赖、合作和关爱的基础上与他人发展有效益的和满意的关系;培养对人类的关心;培养和运用美学和人文的基本原理和概念,鉴赏其他文化的美学贡献;培养对道德行为的必要的理解。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关于培养各种能力的论述,如有效利用闲暇时光、进行建设性的自我批评、以新颖的方式处理问题、体验和欣赏不同创造表达的形式。”也就是说,我们的课堂生活是要关顾到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遗憾的是,我们在课上总是习惯于指向考试,指向升学,我们灌输给学生的,就只有考试,升学,将来找个好工作,讨个好老婆,过上舒舒服服的好日子,而这好日子又很少是指向休闲、批判、体验、创造的。考试升学,找好工作,讨好老婆,过好日子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着眼于人的,但是人生绝对不仅仅是这么一条直线,如果我们的课堂指给他们的就这么一这条直线那么将来他们一旦遇到挫折,遇到离开我们教给他们的这个轨道的时候他们就不知所措了。许多所谓的“好课”起到的正是让学生一条道走到黑负面的作用。

“有人”的第二层含义,就是有我们自己。这就牵扯到所谓的课堂教学模式。每个人,包括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人跟人是不一样的,这不一样不仅仅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接受的教育不一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的基因不一样。因为这种种的不一样,就决定着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个教师的课堂教学风格是不一样的。所谓有我们自己就是要有我们的个体特征,个人风格,是我的“课堂”,这里面包含着“我的”教学哲学。比如十位老师对《老王》的解读尽管有一致的地方,这一致体现在对文本主旨的解读和文字表达的方式与技巧上,但如何帮助学生理解和探讨文本的主旨与文字的特色的问题上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认知,这不同的认知就决定了他们课堂教学的入口与流程、方式的不一致。有的老师关顾“我”与老王的关系,有的老师主要在解读“我”的愧怍上花气力,有的则着眼于文本中的一些细节的描写……课堂教学,就如克里希纳穆提所说的,你无法邀请文风,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打开窗户。教师的教学,就是为学生打开窗户的行动。

课堂教学总体上来说是教师的个体性劳动,更是教师的创造性劳动。没有教师的个体意识,也就没有教学的创造性,正因为每个老师是个体的教学才可能是多元的,这多元的不仅仅因为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所决定的,同样也是由具体的个体的不同阶段的不同认知决定的。人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历程。做教师的,学徒,到匠人,到艺人,到专家,这个过程中我们所教的每堂课本就是不一样的。这原本是常识,可是我们在课堂教学评价时往往只有一个标准,这标准更多的时候又只是评价人的,是无视施教教师和受教学生的。我们习惯了用我们认定的教学模式去衡量别人,平心而论,我们认定的模式就一定是从教育的本源出发的吗?

所谓“有人”,还包括不在场的人,比如教材的编写者,教学纲要、课程标准、考试说明的制定者,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孩子身边的人,这才是我们挂在嘴上的“教学情景”。我们对情景的理解是是有误区的。我们喜欢“设置情景”,什么叫“设置情景啊”?就是编,就是编假话,编个套子,让学生钻进去,然后关起门来打狗。真正的教学情景加拿大学者范梅楠所讲的,包含学生近期在家庭、在社区所遭遇的实际生活。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近期与这位学生所发生的各种关系,这个关系就多了去了,不仅仅是人,还包括我们所处的课堂这个实景。我认识的一位美术教师张晓明在执教中学美术鉴赏课《在美术世界中遨游》一课时,讲讲到雕塑类型辨析时顺手拈来施教教室的墙柱和方格玻璃窗为例,让学生感知什么是圆雕,什么是透雕。很自然引过来了。课程资源的利用就应该是随机的,信手拈来的,但是又不是随意的,它始终紧扣着课堂教学的目标,为实现或者达成教学任务而服务的。

“有料”,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课程资源。一堂好课,教师是会从实际的教学情境出发,开发和利用相关的教学资源的,这资源既有我们自身的经验和积累,更有来自与学生互动的,课堂当下发生的具体的、当下的资源。我们必须明白“我”就是课程,“我”就是课程资源,同样,每一个他者也是课程,也是资源,而这些资源只有共享的时候才能发挥效用。问题是在具体的课堂上我们如何来调动和使用这些资源。

做教师的,我们的课堂教学要帮助学生认识到到处留心皆学问。至于说张晓明老师在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美术基础知识提升日常审美判断能力时,引用了前两年某地城市雕塑耗巨资却因丑陋和市民的反对只存在了5天的个案,这让我联想到河南郑州的大背头弥勒佛,没有完工就被拆了的事情,课程资源的运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我们引入的资源调动学生的联想,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调动出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认知和理解,举一反三,进而调动批判性思维,提升思维品质和道德认知。张老师引入这个资源后让学生在分析判断的基础上不仅明白了形式美,更明白了形式美是建筑在心灵美的基础上的,身为政府官员,绝不能拍脑袋决策,不能浪费纳税人的钱,将来有一天,我们也有可能成为官员的时候,要以此为戒。这就其实又是跟“有人”相呼应的,教育不仅是着眼当下的,也是着眼未来得,这未来是这个孩子的未来。如果他对未来没有思考,类似的问题将来就会在他的身上重演。所谓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就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

当然有料是要建立在教师自身的功底和阅历的基础上的。语文教师更有深厚的语文功底,丰富的人文素养,有夏坤老师那样的教育热情、那样的多才多艺,他们的课堂就可能是有个性的,多姿多样的。

“有料”的教师的课堂是会“有趣”的。

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需要避免的问题是“拾到篮子里就是菜”,我们都知道并非所有能够进篮子的都是菜,拾进去的“菜”是要为实现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服务的,这不仅要考虑它的有效性,更要考虑它的趣味性。所为趣味性,要求我们课堂能让学生产生忽然间发现到某种稀罕之物的兴奋,迫不及待的要将自己的发现告诉大家,与大家分享他的乐趣。人总是喜欢发掘神秘的宝藏的,尤其是儿童。有趣的课堂,就是要带领学生走进神秘的境地寻求知识的宝藏的。

我们在设计教学方案的时候,总是在为教学内容(即“教什么”)上叫苦不迭,却很少自觉地思考为什么教,教什么,什么时候教,怎样教,为什么要这样教?这样教对学生有什么帮助,这样教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有怎样的意义?难啊,难!我们总是习惯了教教材,搬教参,甚至于习惯于等集体“备课”给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教案。于是我们的教师就慢慢丧失了对教材的深度阅读的兴趣,更没了对教材深入解读的热情。这种“无趣”与“无情”慢慢的导致了我们课堂的枯燥乏味,诱导了学生的漫不经心的,被动接受,敷衍了事。

我的另一位教政治的朋友陈蕾老师在执教高二《社会发展规律》一课的时候,一开始通过PPT给学生呈现了一叠钞票、一把枪、一只手机、几个儿童、国际诺贝尔和平图标、课程表六张图片让学生尝试分类,连我这个观察者也给开始也给陈老师搞傻了,怎么去分类呢?一下子就将学生的兴趣给调动起来了,学生的归类各有不同,但都有他的理由,也有不少学生猜不到,没有发言,但没有发言不等于他不在思考啊。“有趣”的资源就是能够触发学生思考的。黄玉峰老师的语文课,常常会引入“小学”的知识,借助造字之法,音韵之学,书法之美等帮助学生理解具体的文字韵律在具体的文本中的意蕴;夏坤老师则善于将音乐、电影等艺术引入课堂,让学生在音乐、电影的欣赏中学习语文,喜欢语文。

有趣的课堂会将学生的天赋、洞察力、以及多元的视野聚焦在他们对生命的挑战上,进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可能,也就是会寻找到我们从来未曾想到过的答案。

“有变”,有变说的是一堂好课的每一个环节往往是“出乎意料”的,是随机的,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动态生成”。一堂好课是一定会根据课堂的实景(注意我讲的是实景,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所谓的情景)调整教学预案和教学方法的,这样的课堂才可能是有张力的,有灵气的。还是回到“有人”的问题上来讲,我们的教学面对的是人,人是活的。既然人是活的,我们怎么可以死守预先设定的教学方案呢,又怎么能够按照一个教学模式组织教学呢?

杜威早在《我们如何思维》中就对教育的的模式化问题进行了批判,他这样告诫我们:“教育者应该注意到个人之间存在的不同;他们不能将一种模式和类型强加给所有学生”。“教育应当使人都具有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精神,不论他们的职业兴趣和目的如何。但却没有道理认为一种思维习惯就比另一种优越,也没有理由强制地将实际型的转变为为理论型的”,从思维的层面来看“每一个人都有这两种能力,如果这两种能力能够紧密地联系起来,那么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更有效更快乐”。“教育的目标应该保证两种思考态度的平衡融合,并充分考虑到个人的性格,不能阻碍和限制他自身所具有的强大力量”。

遗憾的是,当下许多教育专家尤其是那些教育行政官员,他们恐怕并不是不知道人的思维的具象与抽象的两个方面,他们要的只是眼前的利益和政绩,所以才有罔顾实际的模式化行动和理论的粉墨登场。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人的个性化,即便是具体到个体的人他也是多元的,变化的,因为生命是多元的、变化的,决定了教育必须是多样化的,而不是刻板化、模式化,好的课堂总是会在变化中获教与学的愉悦。

“有变”的课堂是对传统课堂的的挑战。杜威说:“几代人以前,基础教育改革的最大阻碍在于对语言形式(包括数字)的迷信,并据此去训练思维;今天对实物的迷信阻碍着改革的道路”。其实,有变的课堂就是要打破我们对他人的迷信,对标准的迷信,用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的话来说,如果我们的课堂上“如果你老是按照他人的标准来认识自己,你就永远停留在做‘二手货’的人类”。

综上所说,所谓的“四有”是建立在文化、科学、哲学的三大基石上的。好课的好课是有它特定的课堂文化的。学校是文化单位,教育是传承文化的事业。科学是课程本身的,人文虽然也是课程本身的,但更多的是要靠施教者去开发的。这当中又关乎到一堂课,甚至一门学科内在的教学逻辑性,一堂好课就像一篇精美的散文,它是有明线和暗线的。课堂上无论我们怎么放,无论学生怎么动,都不能“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所有的活动都必须是围绕着一堂课,乃至一个学科教学的内在线索展开的。好课的背后折射的是教师的教育哲学,一个好教师的课堂教学,一定是有他的价值认知和价值取向的,他既不会随心所欲,天马行空,也不会为人左右,失却自我。他是会用他的智慧与他的学生共同挖掘那神秘的宝藏的。好课的艺术,就在于“放得开,收得拢”,这艺术会让人觉得余音绕梁,回味无穷,是会让师生难以忘怀的。

【参考文献】
  [美]约翰·股得莱德.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M].苏智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美]约翰·杜威.我们如何思维[M].武中友,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