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保卫课堂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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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模式的创立成为一种时髦时,当模式的崇拜成为一种追求时,它就开始从科学和艺术的层面堕落为政绩的指标和名利的筹码了。各种“模式”的教育盛行正是当下教育的悲哀所在:我们的教育已经不再只是应试教育挤榨素质教育的空间,又多出了“模式化”对“个性化”的驱逐。

关于“教学模式”

“模式”一词是英文model的汉译名词。model还译为“模型”“范式”“典型”等。一般指被研究对象在理论上的逻辑框架,是经验与理论之间的一种可操作性的知识系统,是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性的简化结构。乔伊斯和韦尔在《教学模式》一书中认为:“教学模式是构成课程和作业、选择教材、提示教师活动的一种范式或计划。”既然是范式,就只是参照系与基本方式,而不是必然方式,既然是计划,那在实施的过程中就哟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调整。

可是,当我们反观当下盛行的那些“××模式”的出笼经过,更多的只是一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教学改革”。它们大多离不开那些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清规戒律:或者规定讲几分钟,练几分钟,或者课堂上一定要怎么做,甚至规定黑板怎么挂等等,而且是一所学校、每一堂课,每一个教师都必须这样做的。于是,一种可怕的现象就出现了:某一模式上升了一个高度,成“模式化”。然而当我们认真研究一下《教学模式》的话,就不难发现,这已经远离了乔伊斯和韦尔将“模式”一词引入教学理论的本意。全校性的“模式化”当然也很快的取得了他们企及的教学效果:中高考成绩明显上去了。也许这就是我们看不到模式化教学带来的危害之所在的缘故,因为我们太需要考试成绩了。

善良的人们,为什么看不清这“××模式”的本质呢?这就如同生物学中的基因突变,本是小概率的偶发事件。但正好赶上了应试教育的“时代潮流”,考试成绩由倒数而位居了前几名,便因此成就了一番“功名”,一下子由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学校变成了全国“名校”,由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师也就变成了全国“名师”、“特级”,甚至于“改革家”、“教育家”。

为什么会出现“模式化”

可见,“模式化”的种子之所以能绽放出犹如罂粟花般异样的妖艳,必然有它生根发芽的教育的土壤所在。升学的压力筛选出了那些在应试教育的标准下所谓的“高效课堂”,而这些课堂最终则冠之以“××模式”的名声,就这样,原本属于教育领域专有名词的“教学模式”,便成了类似于春楼诱人用来诱人上钩的芳名。当然,一并被糟践掉的除了“教学模式”这个原本正经的名称,还有这个名称之下严谨的科学内涵。迷惘的人们由于升学的压力和考试的竞争,没有原则地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也纷纷投入了创造“模式”的怀抱。

应试教育的害人之处,关键却不在应试本身,而在于应试成功之后的工作和就业存在极大的诱惑。因此有了为在应试中的胜出而所做的准备,甚至这个准备过程可以无限向前延伸,直至胎教。而当中高考成绩成为政府部门的政绩指标时,“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便成了政府鼓动学校的口号和衡量学校工作成败的标杆。那怎样的教育才是“人民满意的教育”呢?各人就有不同的理解了。考得好,“人民”就满意,这可能是大多数能考得好的做法就有机会沐猴而冠成为某某模式的机会了。只是对“人民”负责也存有歧义,考得好,未来能有机会上更好的学校,有可能找到较好的工作,这也算得上是对人民的负责,而对是否有利于个性的张扬和考上高一级学校之后的持续发展负责,那又成了另外一回事情了。显然,政绩的需要为“模式化”的盛行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另一方面,这些学校通过升学率的大幅度提高,名利双收,学校有了名,教师有了名,有了名就有了利。参观考察的学校趋之若鹜,光门票收入就足以改观福利待遇。我们所知道的有些地处农村的名校,教师有汽车的甚至超过城市学校,那些校长谈办学业绩,除了中考、高考成绩,还炫耀的就是他们的教职工福利,尤其是有多少教职工买了汽车。可是,当我们细观这样的学校时,就会发现得益的更主要还在校长和副校长们。因为他学校成功了,来参观的人多了,出去忽悠的机会也就多了,忽悠的同时不仅有了名,还有了利,尽管他的同僚在嘴上不说,心里却清楚。那些前来朝圣的人中许多是想改变自己学校面貌的,但也不完全排除从这些名校长成功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改变命运和影响的希望。于是“模式化”就疯行了。

“模式化”带来的是什么

模式化之风的盛行,似乎印证了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理论:适者生存、存在即合理。因为当下的教育的浮躁,已经迷失了我们的方向。所以,在下窃以为模式化之风首先要怪的不是其他,还是应试教育强势的社会现实和教育评价选拔制度。就如同批评有偿陪侍,首先要怪的不能只是“失足妇女”的卑贱和嫖客道德的沦丧,如果没有那“人之初”的本能冲动,何以能有皮肉的交易。所以,模式化的根子不仅在应试的教育,还在于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教育主管单位的利益,具体学校的利益,还有校长副校长们的利益,以及某些媒体与“媒体人”的利益。

有人假设,要是潘金莲没有遇到王婆,故事情节可能会改写。当下的媒体,我以为有这样几种情形,一是为了寻找真善美的,一是为了批判假恶丑的,可确也存在这纯粹为了孔方兄的,当然还有其他情况的。企业改制,大家都要有条活路,都要混口饭吃,对于媒体也不能例外,这本无可厚非,可是靠舞动着“××模式”的大旗,谋的是自己鼓鼓的钱袋和位置,就有点可鄙了。当他们把着眼点放在如何使“××模式”这个增长点放得更大、如何使经济利益放大上,他们就千方百计通过一些报道扩大“名校”影响,以各种研讨活动,宣传版面费和出书版权费,甚至充当所谓教育家的经纪人等等而牟利,牟名,牟位。有个别人事实还都牟到手了。

乔伊斯和韦尔将“模式”一词引入教学理论中,本是想以此来说明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各种类型的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或框架,表现教学过程的程序性的策略体系。通过“教学模式”的研究指导人们从整体上去综合地探讨教学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其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以动态的观点去把握教学过程的本质和规律,同时对加强教学设计、研究教学过程的优化组合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纵观时下某些被热捧的“模式”,则远远背离了“教学模式”本来的涵义!他们的“模式”如同是一种固化了的模具,要制作某种器具,就靠这个模具,生产出一个个标准件。比如某些学校硬性规定一定要练习多长时间,活动多少时间等等。说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要让人的脚适应鞋,而不是要让生产鞋的人适应脚。至于模式化就更可怕了,不惜通过行政手段,或者是我们想也想不到的非常手段,用同一个固化了的模式要求所有的教师、学生、学科,使之成为一种流水线,使我们每个教师和学生成为某个流水线上的固化的工具!

让我们一起走进“后教学模式时代”

我理解的所谓的“后教学模式”的时代教学,就是希望我们的教师能摆脱时髦一时的所谓“模式”,将自己的教学建立在尊重学生个体生命的和教师自己的生命基础上的对教材、对课堂深刻的理解的前提下的,在尊重教学原则和教学规律的基础上,娴熟地应用各种教学方法教学和教育装备的过程。它注重的不仅仅是结果,更重要的是师生在课堂中的体验,一种发现的惊喜。

我们认为任何模式都不应该是僵死的教条,只是一个既稳定又有发展变化的程序框架。然而,当下的许多模式维护者,看到的只是教师该掌握的基本常识等,比如说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毋庸讳言,这些都是作为教师应该掌握的基本规律、基本规范,许多还是作为一名教师必须具备的教学组织的能力。但我们在运用的时候,是要从教材内容、教师个人素质、学生具体情况和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譬如书法学习,先要通过临摹“入帖”,但“入帖”的目的是为了“出帖”,是为了形成自己的风格。否则,书法界就不会出现这个那个的自成一体的大家了。教学其实更应该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同的个体,用同一个模式去要求所有的人显然是不合适的。

教育本是培养人,使人成为人的事业。教育教学应该有他基本的原则和方法。但既然是原则,是方法,原则的应用,方法的组合,本就应该是灵活性、多样性、综合性的,而不是固定性、单一性的。我所理解的教学模式跟教学原则、教学法、教学流程、教学设备等等的关系,就好比是一只多功能的大包跟里面的许许多多的规格不一,大小不同的小包的关系一样。一只一只的小包放在哪个位置,里面放什么,怎么放,这应该是教师个性化的创造,更应该是教师建立在对学生、对教材、课堂的深刻的认识的基础上的一种娴熟的、下意识的应变的机智的基础上的。这样的教学才可能是尊重人的,才是个性化的,这样的教学才不是技术,才有可能成为艺术,这样的教学才可能使每位教师的专长得以充分地展示,使学生的潜能有可能得到开发,使他们的个性有可能得到张扬。

“模式化”的可怕就在于,一是对简单的易操作的模式的顶礼膜拜,还有一个是对那些先进的工具的过分的依赖。作为教师,时刻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是相当可贵的。头脑清醒,我们才会发现,那些简单易操作的模式和花样百出的先进教学设施会使用不当是会削弱教师和学生的思考力、判断力的,容易将我们的师生朝固化的思维的惯性的方向去引导。我以为现代教学装备的应用如果没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科学的适合人的发展的教学设计,而一味的按照现代教育技术装备设置的流程去组织教学,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所谓课堂生成是很难实现的。我们更应该注意克服的是我们在课堂上,千方百计的将学生的思维引入自己备课时设计好了的种种圈套,再“关起门来打狗”,以获得教者的自娱自乐的把戏。那种借助冠以时髦名词,实质借助技术而引人入谷的所谓的模式建构,正是我们所反对的建筑在剥削了学生思维的独立性、探究学习的创造性基础上的,所谓的“高效教学”。

总之,要使我们的学生真正成为有独立思考的人,有创造精神的人,我们的课堂教学一定要从模式走向去模式,我们的管理者对“模式化”一定要有自己的认识,而不是人云亦云。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走进“后教学模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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